传销范围的重新界定及查处职权配置的优化——基于《禁止传销条例》修改的思考

传销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历经了允许、限制到禁止的演进历程。面对当下传销与直销的纠缠及其多层级直销、不同类型分销经营模式的复杂,尤其是数字经济下新型网络微商的出现,修改《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被立法部门提到日程。基于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禁止传销条例》修改有必要通过刑法及其相关规定、解释来重新厘定传销的边界范围,确保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衔接,保持法秩序统一下对传销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在传销性质界定上,应限定其范围,保持与直销新营销模式的协调;在治理方式上,实行由刑事治罪与行政治理并重向倚重行政治理转变,赋予行政执法足够的治理措施,改变现有冻结等措施向司法机关申请的规定,赋予其紧急止付等新的行政措施;在职权配置上,对诈骗型传销、经营型传销以及网络传销等新类型优化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督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查处职权,构建重罚传销组织、领导者和约束积极参加者的梯度性规制体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推进协同治理传销有效机制的建设。

精神传销的危害及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探析

精神传销是非法传销的一个新变种。相对于传统的传销方式而言,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和迷惑性。精神传销的社会危害性极大,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多元价值文化冲突和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鉴于精神传销与传统传销方式的不同,精神传销的治理应从明确治理目标入手,树立防治为先的治理理念;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会成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治理格局;不断完善治理机制,优化治理方式,通过推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一个科学的、健全的防控体系。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基于非法集资式传销语境

当前,非法集资式传销犯罪已成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流样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罪名竞合态势愈演愈烈,而现有司法解释以想象竞合犯处理的做法既不能消弭法律争议,也不能解决司法部门面临的实务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传销犯罪的样态扩张,导致侵害法益重点迁移。需要明晰传销犯罪本质,精准“靶向”当下重点法益,通过立法修改解决相关罪名竞合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罪刑均衡。

网络传销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现状及认定研究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销犯罪行为滋生营造了更为隐蔽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网络传销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极强、执法难度大;行为专业化、极具迷惑性;犯罪成本低、涉案地域广;手段复杂化、识别难度大等基本特征,据此从司法实践层面入手进行网络传销犯罪行为规制十分必要。当前网络传销犯罪行为司法实践存在组织层级认定标准尚待明确、共犯形态认定存在不确定性、针对骗取行为刑法界看法不一、犯罪重合性影响罪数处理结果等若干问题,文章从犯罪故意,明确违法性认知对象;共犯认定,明晰网络传销共犯法律责任;明确界限,科学划分网络传销犯罪和合法经验;罪数认定,规避司法适用存在的错误等方面提出有效实践路径。

自我范畴、内群吸引与青年陷入传销的过程分析

近年来,政府通过大力整顿使传销的活动空间步步紧缩,但无法回避的是,传销仍能借助不同的商业模式和地方语境中的话术操弄而产生新的变种以吸纳“招商对象”,其成员主要以青年人员为主。基于对青年人员陷入传销的过程分析发现,传销组织主要通过布局邀约、自我范畴化、内群吸引等方式诱导青年加入,群体范畴身份的激活使得他们习得传销内部刻板化印象和行为以抵制社会污名,而内群规范的遵从则让青年为实现理想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走向杀熟。抑制传销不仅需要外在司法的强制涉入,同时还要深入社会肌体内部,引导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规范的积极评价,通过“再范畴化”帮助他们摆脱因感知曲解所形成的消极社会认同,避免资本逻辑和唯利益取向对青年群体价值观和日常行动策略形成“裹挟”。

区块链虚拟货币传销犯罪侦防研究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保障了我国境内区块链的良性发展。但仍有不法分子利用区块链技术在境外进行虚拟货币传销,吸引国内人员参与,此类犯罪呈现主体和标的虚拟性、传播迅速、欺骗性、“翻墙”操作、团伙作案等特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且犯罪空间由实体向虚拟空间转移,犯罪分子身份核实难、抓捕难,证据提取固定难,相关法律依据缺乏,这需要侦查人员转变侦查思维,在摸清犯罪网络、抓捕犯罪嫌疑人、获取证据、固定证据、追赃挽损等方面依据现有法律法规,树立大数据观,形成多方合力,预测、防范、打击区块链虚拟货币传销犯罪。

互联网中传销言语信息治理路径探究

互联网中经常出现与传销有关的违法言语信息,这类信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误导性。本文认为对其进行治理首先应对这类言语信息进行采集,一方面通过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基于话题跟踪和舆情监测等手段,对这类言语信息进行发现和管理;另一方面要树立多元共治的思路,加强对传销违法言语信息的收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并及时向社会公众揭露,增强其防范意识。另外,要明确网络服务供应商承担配合查处网络传销的责任,多管齐下对传销言语信息进行综合治理。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分

法答网问题: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区别?一、传销犯罪与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易混点黑社会组织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确保“打准打实”,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满足组织、经济、行为、危害性四大特征。

虚拟货币类传销案件的侦查难点及对策

由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国际性等特性,其逐渐成为传销犯罪团伙的标的物。与传统传销案件相比,虚拟货币类传销案件由于诱惑性、隐蔽性更强,网络化程度高,投入低抓捕难等特点,成为近年来增长较快的风险隐患。但因在传销模式定性、交易行为溯源、交易人身份识别、风险预警监测等方面存在难点,需通过完善多方合作机制,注重案件经营,提升技术水平,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在有效遏制社会危害性的同时,提升震慑犯罪和追赃挽损效能。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传销犯罪防控难点及对策探析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传销犯罪组织利用互联网,演变出金融投资传销、虚拟货币传销、商城返利传销等多种模式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使得网络传销犯罪行为呈现出更强的迷惑性、虚拟性和传播性。网络传销犯罪防控,存在着主动介入难、收集线索难、人员资金查控难和打击追责难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探寻对策,对网络传销犯罪预警监测、主动出击,完善数据驱动侦查模式实现精准查控,围绕电子数据建立证据体系,积极开展协作构建相关机制,以提升网络传销犯罪的打击防控效果。

互联网金融领域传销犯罪的应对策略研究——以程某某案为例

互联网金融领域传销犯罪的案件周期短,前期线索发现及其预防难,组织结构扁平化且犯罪手段更具迷惑性,受害人数多,涉案金额大,涉及区域犯罪成本低,社会危害性大。同时结合目前基层派出所的实际情况,应加强日常宣传以及前期线索的发现和收集,做好相关案件总结与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知识的学习,提升办案能力,安抚好受害者情绪,维护好案件受理现场的秩序,避免事态升级,加强与内外相关部门的协作,增加案件的侦破率等侦办策略。

分销型社交电商涉传销实务判断

互联网经济时代,分销型社交电商天然需要构建销售分层、利润分成的经营模式,“团队计酬+分销型社交电商”应运而生,这对促进消费、激发活力的积极作用愈发显现。该种经营模式是否涉及传销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某社交电商分销模式为例,尝试运用法律解释和执法技巧进行违法性分析,并提出实务处理建议。同时,基于社会发展现实,基层实务部门要与时俱进,坚持实质分析原则和包容审慎理念,既不能机械执法,更不能逐利执法,应重点考虑如何更好地规范其发展,挖掘其正向价值。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传销治理研究

当前,以虚拟货币为媒介的网络传销犯罪具有组织团队化、主体高智化、方式隐蔽化、客源拓展高效化、成本低廉化、社会危害严重等特征。打击此类犯罪中,面临发现案件线索难、电子证据运用难、部门区域间协作不佳、以及案件善后处理难等困境。要树立数据引导侦查办案理念,拓展线索收集渠道,提升电子证据收集和运用能力,构建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制度化的协同打击机制。要正面回应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处置案件办理与信息公开,坚持打击与追赃挽损并重,做好善后工作。

新型网络传销犯罪的侦办难点及打防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区块链技术、网络购物、跨境电商等网络概念和营销方式日新月异,传销手段借助互联网不断翻新,逐渐演变为新型网络传销,具体表现为手段网络化、投资标的金融化、经营模式复杂化、发展进度快速化等特征,给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传销犯罪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践中,公安机关面临犯罪线索发现难、案件管辖权不明、侦查协作不顺畅、虚拟空间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度大等侦办难点,打击防范新型网络传销犯罪既要采取广辟线索来源、减少管辖异议、构建联侦模式等措施,又要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数据赋能、升级宣防手段,力求最大程度打击犯罪,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

公司犯罪视角下虚拟货币网络传销犯罪风险评估及应对

区块链技术发展背景下,公司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网络传销犯罪日趋显现并呈现出信息化和跨境化明显、欺骗性和隐蔽性较强、与其他犯罪风险密切相关等特征。为提升对此类犯罪的治理能力,借助风险管理理论并选择公司犯罪这一视角构建虚拟货币网络传销犯罪防控的风险模型,利用德尔菲法收集专家意见并确定各风险事件权重,得出风险计算表达式后对模型进行验证。提出重点摸排监控高风险高频率事件、高效预警防范高风险低频率事件、精准管控处理低风险高频率事件、持续治理化解低风险低频率事件等对策,为预防虚拟货币网络传销犯罪提供借鉴。

女大学生自述:我是如何逃离传销窝点的

有一户人家打开了门,有个男子探出头来,我看着就感觉不对劲。高平立刻把我推进房间里去,同时里面的人顺势一把就把我拉进去,并用钥匙把门反锁。这时候,我明白了,肯定是被骗到传销团伙或者贩卖妇女的团伙里来了。我叫小云,大专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

被传销窝点“洗脑”只需5天

为了让组织发展壮大,传销团伙将目光放在了象牙塔里的学生们身上,这个群体相比已进入社会工作的人而言更单纯、更易受骗,也更好操控。在不起眼的居民楼里,隐藏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身形消瘦、皮肤惨白,鲜少外出,尽管生活环境艰苦,连睡觉都只能一起打地铺。

虚拟货币传销犯罪侦查难点与应对

当前,虚拟货币传销犯罪高发,其作案过程隐蔽、犯罪成本较低、犯罪传播速度快、涉案地区广、涉案资金复杂,社会危害性大,严重影响我国互联网金融秩序。公安机关在侦破此类案件时面临着犯罪线索发现难、证据获取难、资金查控难、侦查协作难等难点。公安机关应从完善传销预警监测机制,规范电子取证流程,加强资金链路追踪研判,推进警务协作与国际合作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侦查打击力度。

沉迷“转运”,从听课学员到传销公司会员

如果你身处逆境,诸事不顺,突然有人告诉你,通过改名字、买珠宝,就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转运,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你会动心吗?江苏省的不少老人相信了这个说法,纷纷花钱请大师改名。但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才发现,这背后其实是一个非法传销犯罪集团在运作。

“精神传销”类犯罪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作为当前新型传销犯罪的一种重要类型,“精神传销”通过洗脑方式使学员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并依靠参与者的“自愿性”来发展下线、大肆敛财。当前,“精神传销”类犯罪快速发展并呈现出管理结构严密化、隐蔽能力趋强化、洗脑方式多样化、危害结果社会化等特点。“精神传销”类犯罪治理面临监管识别难、侦查打击难、法律规制难、追赃维稳难等困境,可采取完善相关立法、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协作联动、加强宣传教育等策略,切实消除“精神传销”类犯罪的滋生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