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对残疾伤兵的救护

淞沪会战失败以后,有数百名残疾伤兵遗留在沪,未来得及遣送疏散。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临危受命,开办残疾伤兵医院,组织优势医护力量予以收治,并在院内开设假肢制造工场,为他们装配假肢。为了安抚残疾伤兵们的精神创伤并助力其将来能自立谋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还安排上海市商会童子军青年教员义务讲授歌唱、算术和新文字等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并特别聘请各界热心技师传授制皂、针织、园艺、钟表修理和无线电报等工艺技能,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一考察,可为呈现红十字会抗战救护全貌增砖加瓦。

论新闻媒体在“伤兵之友”运动中的作用

抗战时期,伤兵问题突出。《新新新闻》、《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主流新闻媒介大力宣传"伤兵之友"运动的重要意义,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伤兵问题;鼓动民众踊跃参加"伤兵之友"运动,组织推动游艺募捐运动,代收读者捐款;开展荣军基本情况调查,为其介绍就业岗位、提供劳务供需信息。新闻媒体的这些活动对于协调伤兵与民众的关系,切实推动伤兵问题的解决,进而促进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海外的“伤兵之友”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民伤亡极其惨重。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渝成立了“伤兵之友”总社,掀起了“伤兵之友”运动,为受伤官兵“广征朋友”。与此同时,在海外,尤其是在华侨社会,此项运动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推行。广大爱国华侨及国际友好人士纷纷慷慨解囊,踊跃输将,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试论19世纪欧洲伤兵境遇的改变及其原因

19世纪后期欧洲的伤兵境域发生了相对以前来说较为明显的改善与进步。此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下列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战俘地位的提升与保护措施;军事医学的发展与重大突破;社会学家关于战俘问题的重新认识以及积极活动;武器技术的改进与重大突破。伤兵境遇的改善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关于人道主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初期南京的伤兵救护

一·二八事变后,鉴于日本侵略威胁日益加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划加强南京的防御,提升战时救护能力成为军医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自1934年起,参谋本部陆续拟定了一系列卫生计划,旨在强化军事机关对南京市内民用医院和运输工具的动员与统制,为野战部队提供卫生勤务支援。全面抗战爆发后,按照预定计划,并结合实际需要,后方勤务部沿用分级救治的原则,动员南京的民间卫生机构、慈善团体对伤兵进行救治与护理,挽救了大批重伤员的生命。上海沦陷后,日军向南京进犯,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卫生机构纷纷撤离南京,伤兵处境日益艰难,伤兵救护不得不寻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协助,相当一部分伤兵来不及撤离南京而惨遭日军杀戮。

汉简“折伤兵物楬”试探——兼论漠边塞折伤兵器的管理

西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主动战略反击，大启封疆，从元狩到元鼎年间，在新获的河西地区陆续设立郡县。

太阳嶂战斗白军用 伤兵和死尸做工事

背景介绍1934年4月15日,《红星画报》第7期刊登漫画《太阳嶂战斗白军用伤兵和死尸做工事》。太阳嶂战斗是1934年3月24日福建省泰宁县的一场山地阻击战,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下属的第五、第六连,经过一天激战,击溃敌人三个师的进攻。漫画揭露了国民党军用死尸和伤兵垒工事的罪行。

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伤兵生产

为缓解财政压力,并借鉴中国古代军屯和西方伤兵生产经验,国民政府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组织伤兵从事农业、手工业、工业等生产服务活动。全面抗战时期的伤兵生产改善了一些教养院或临教院伤残官兵的生活条件,对繁荣当地市场、适当平抑物价发挥了一定作用,伤兵的情绪得到了稳定。不过,因各类医院为数很多,对伤兵生产的落实状况也不一致,伤兵生产存在许多不利于持续发展的因素。由于优抚安置组织机构不健全,役政腐败,战时物价不断上涨以及国民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等,到1947年,国民政府优抚安置制度运转失灵,特别是到1948年8月后,法币崩溃,许多省份无力负担抚恤金,伤兵生产也大受影响。直至在内地统治结束,国民党政权没有也不可能改革其优抚安置制度,从而根本上解决伤兵生产安置问题。

全面抗战初期杭州广济医院之伤兵救护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州作为淞沪会战的后方承担了部分前线伤兵的救治工作。在伤兵的救治工作中,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和杭州广济医院等基督教医疗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其中,为伤兵提供服务。杭州沦陷初期,广济医院院方在日军监管下,被允许继续医护滞留院中的重伤兵,部分伤兵于1938年8月被日军强制带走,先是监禁在陆军监狱,后被遣送到上海集中营关押;剩下的伤兵虽然于1939年被允许出院,但这些伤兵大多带有身体上的残疾,无法再次从军。全面抗战初期,杭州基督教医疗社会团体的伤兵救护,不只是其医护者职业身份的彰显,同时也是其基督徒宗教身份的体现。

抗战期间的国军伤兵群体考察——以军政部荣誉军人第十八临时教养院为中心

抗战八年间，国民党军队官兵负伤合计1761335人。①时人对于这些为民族解放而负伤的抗日将士充满钦慕，对他们的负伤问题给予了及时的关注，且认为不应用“残废军人”一词称谓伤兵，而应“改伤兵一词，为荣誉军人”。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亦认为“残废军人”之称谓对于军人情绪方面足致不良影响，更非崇敬抗战将士之道。1940年4月18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函请军政部代电全国各军政机关，将“残废”字样一律废除，改称“荣誉军人”，各伤政机关以“残废”命名者，亦以此改称。

辛亥革命中赤十字社及其慈善活动论述

赤十字社是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整合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而形成的慈善组织,内分医药、卫生、普济、掩埋四部,各司其职。作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生力量,面对腥风血雨,赤十字社“以博爱为主义”,组织救护人员,在江浙沪地区以及武汉设立事务所及临时医院,救伤葬亡;扶危济困,为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去温暖;创办苏州苦儿院,收养难童;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救助灾童。赤十字社的人道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精神的慰藉、调治与管束——论战时国民党军队伤兵政治工作(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受伤军人数量急剧增加。对伤残军人进行精神安抚和政治教育,顿时成为国民政府必须谨慎对待的紧迫问题。政工机构的渐趋充实和条令的次第颁布,带动了各地的伤兵政治工作。因伤兵的身体状况不同,军医院的性质相异,且政治、军事局势更在变动之中,故伤兵政治工作的侧重点随战局、政局的演变而演变。"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同样是伤兵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多种手段的配合使用下,伤兵政治工作收到了一定效果,为抗战建国做出了适当贡献。放眼全局,政治工作的效果与政工体制的优劣、国家财力的好坏、军医院的院务清明与否紧密相关。越到抗战后期,因政工体制固有的弊端、国力的衰颓、院长的贪腐等多种原因的交相错杂,伤兵政治工作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国民政府统治的若干严重危机越发清晰。

伤兵滋事与国民党军政当局治理的失败(1945—1949)——以抗战后天津地区为例

抗战结束后,大量伤兵滞留城市,寻衅滋事,成为国民党政权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战后天津地区伤兵滋事行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对城市消费娱乐业场所营业秩序的滋扰,二是争抢在城市防卫建设工程中的物资。针对该问题,国民党地方军、政机构采取联动治理的方式,试图约束伤兵的日常行为。然而,军事机构缺乏惩处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又不具备管理伤兵的基本权限,使伤兵滋事的情况不仅未能减少,反而呈现暴力升级之势,军、政双方的联动治理无形流产。内战爆发后,军事当局要求地方政府接纳新增伤兵,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以及在公共资源调配方面的难度。地方政府无法为伤兵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只能靠仪式性的慰劳活动与微薄的福利安抚伤兵,表明国民党地方军、政机构既缺乏来自中央权威的协调与介入,亦不具备官僚组织体系联动配合所必需的制度规范与职权边界,意味着国民党政权在因应伤兵滋事问题上的彻底失败。

国民革命与医学群体——以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伤兵救护为中心的考察

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其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与民众运动对于当地医学群体的医事活动和医生的个人生活造成很大冲击,特别是教会所办医学机构中的医学群体,所受到的冲击尤大。武汉克复后,国民政府为建立中央及地方卫生行政机构,办理公共卫生事宜,与医生及医学机构也进行了一些合作。武汉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在救助第二次北伐伤兵问题上集中展现出来。尽管存在反对救护的舆论,仍有一支由中外医护人员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赶赴武汉,与宋庆龄主持的伤兵救护会合作,救护重伤员。

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中的伤兵救护——以伤兵救护组织为中心

1927年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对奉军作战,战斗中有1万余名国民革命军伤兵由河南战场运回武汉,亟须救护。面对救伤危机,国民党中央决定,除由军事委员会陆军处负责救护外,由人民团体发起救护运动,并向上海、北京等地的医学、慈善团体求助。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民众救护活动,有数个救护组织成立,其中,以宋庆龄为首的伤兵救护会成为联络各方、领导救伤活动的重要组织。该会筹募资金,购置药品器械,并开办了收治重伤员的伤兵医院。在伤兵救护会联络下,一支由中外医护人员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赶赴武汉,与该会合作,救治各伤兵医院的重伤员。

徐维廉与抗战时期伤兵之友运动初探

1938年12月,徐维廉在湖南衡阳发起伤兵之友运动,建立抗战时期第一个伤兵之友社,救助战时受伤的国民政府军队士兵。这一运动从湖南衡阳发起,很快受到国民政府的推动,在大后方地区广泛推行开来。伤兵之友运动,作为国民政府指导的群众性运动,救助了大量战时受伤士兵,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救护伤兵情形照片一组

1.中国妇女慰劳总会总干事唐国桢亲为伤兵洗创2.救护队员们在伤兵医院救护场景3.救护队员们在火车站替过往的将士们洗涤伤口和换药.

一桩惊动刘伯承陈毅的伤兵扰民事件

1948年12月17日上午，雪后初晴的皖北萧县蔡洼村一片银装素裹。在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中，解放军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正在该村杨台子上开会。虽然当时淮海战事正酣，但讨论的核心问题却是：渡江。

教官，这有个伤兵

老五喊：“集合了。” 我就乱了，爬起来往外跑。 老二幽默点，手里抓着两只鞋往外跑。 老三还喊：“啥子？闹鬼吗？” 老四见别人都往外跑．他几乎光着身体也跑出来了。

难忘的《慰劳伤兵歌》

“……飞机不断地丢炸弹，大炮还在隆隆地响，我们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故乡……”这首《慰劳伤兵歌》是亲历过血雨腥风的我终生难忘的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