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南京的伤兵救护

一·二八事变后,鉴于日本侵略威胁日益加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划加强南京的防御,提升战时救护能力成为军医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自1934年起,参谋本部陆续拟定了一系列卫生计划,旨在强化军事机关对南京市内民用医院和运输工具的动员与统制,为野战部队提供卫生勤务支援。全面抗战爆发后,按照预定计划,并结合实际需要,后方勤务部沿用分级救治的原则,动员南京的民间卫生机构、慈善团体对伤兵进行救治与护理,挽救了大批重伤员的生命。上海沦陷后,日军向南京进犯,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卫生机构纷纷撤离南京,伤兵处境日益艰难,伤兵救护不得不寻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协助,相当一部分伤兵来不及撤离南京而惨遭日军杀戮。

全面抗战初期杭州广济医院之伤兵救护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州作为淞沪会战的后方承担了部分前线伤兵的救治工作。在伤兵的救治工作中,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和杭州广济医院等基督教医疗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其中,为伤兵提供服务。杭州沦陷初期,广济医院院方在日军监管下,被允许继续医护滞留院中的重伤兵,部分伤兵于1938年8月被日军强制带走,先是监禁在陆军监狱,后被遣送到上海集中营关押;剩下的伤兵虽然于1939年被允许出院,但这些伤兵大多带有身体上的残疾,无法再次从军。全面抗战初期,杭州基督教医疗社会团体的伤兵救护,不只是其医护者职业身份的彰显,同时也是其基督徒宗教身份的体现。

国民革命与医学群体——以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伤兵救护为中心的考察

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其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与民众运动对于当地医学群体的医事活动和医生的个人生活造成很大冲击,特别是教会所办医学机构中的医学群体,所受到的冲击尤大。武汉克复后,国民政府为建立中央及地方卫生行政机构,办理公共卫生事宜,与医生及医学机构也进行了一些合作。武汉国民政府与医学群体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在救助第二次北伐伤兵问题上集中展现出来。尽管存在反对救护的舆论,仍有一支由中外医护人员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赶赴武汉,与宋庆龄主持的伤兵救护会合作,救护重伤员。

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中的伤兵救护——以伤兵救护组织为中心

1927年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对奉军作战,战斗中有1万余名国民革命军伤兵由河南战场运回武汉,亟须救护。面对救伤危机,国民党中央决定,除由军事委员会陆军处负责救护外,由人民团体发起救护运动,并向上海、北京等地的医学、慈善团体求助。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民众救护活动,有数个救护组织成立,其中,以宋庆龄为首的伤兵救护会成为联络各方、领导救伤活动的重要组织。该会筹募资金,购置药品器械,并开办了收治重伤员的伤兵医院。在伤兵救护会联络下,一支由中外医护人员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赶赴武汉,与该会合作,救治各伤兵医院的重伤员。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救护委员会的伤兵救护述论

"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国民政府利用上海医务机构和人才优势,依托上海红十字会,组建了伤兵救护系统。会战中各类伤兵救护医院和救护、急救队等对大量伤兵进行救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事进行。上海救护委员会的救护工作经验,对此后各地战场的救护工作起着示范和借鉴作用,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促使国民政府对各战场伤兵救护系统作改进。

辛亥革命中赤十字社及其慈善活动论述

赤十字社是脱胎于中国赤十字会、整合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而形成的慈善组织,内分医药、卫生、普济、掩埋四部,各司其职。作为辛亥战事救援的新生力量,面对腥风血雨,赤十字社“以博爱为主义”,组织救护人员,在江浙沪地区以及武汉设立事务所及临时医院,救伤葬亡;扶危济困,为饥寒交迫的难民送去温暖;创办苏州苦儿院,收养难童;发起江淮难儿救济会,救助灾童。赤十字社的人道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中共组织煤业救护队参与淞沪会战救护述论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在红十字旗帜下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护伤兵难民,建立了卓越功勋。上海沦陷后,煤业救护队继续转运伤兵,并于1938年1月百余人集体加入新四军,堪称壮举,意味着煤业救护队淞沪会战救护使命完成,在党的领导下华丽转身,开始了新的征程。中共地下党率领煤业救护队砥砺前行,从一个群众性的救亡组织发展成为一支抗日革命队伍,书写了中共党史和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永不磨灭的壮丽篇章。

一个世纪的辉煌——纪念世界红十字日、中国红十字会成立98周年

红十字运动的起源 19世纪中叶,欧洲经济日益繁荣,为了争夺市场,强国之间不断兵戎相见,各国军队的医疗部门无力解决战地伤病兵员的救护和治疗问题。瑞士人让·亨利·杜南(见题头像)1859年6月25日途经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正赶上索尔弗利诺之战,双方伤亡四万多人,大批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烈日蒸晒,无人救护,状况十分凄惨。 杜南于1862年11月在日内瓦发表他的名著《索尔弗利诺回忆》一书,并在书的结尾建议:在各国成立伤兵救护组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制定一项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组织权益的国际公约。1863年2月9日,杜南和杜福尔将军、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和莫诺瓦两医生等,在日内瓦组建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

力难胜任:中国远征军卫勤保障的运作与困境

卫勤保障是维系军队战力的基础,深受卫勤力量、战场环境、卫生材料供应等因素的制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紧筹备入缅部队的卫勤保障工作。入缅初期,中国远征军卫生机关尚能基本保证伤兵的及时救治与后送。随着战局突然恶化,原有卫勤保障系统运作失序,卫生机关疲于应付,不仅无法向穿越丛林的部队提供有效的防疫保障,反而损失了大量人员及装备。卫勤保障能力的羸弱与外部支援的缺位是远征军撤退途中死伤惨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