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逻辑——基于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文本考察

按照MEGA2编者的观点,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11笔记本中继续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该笔记本所摘录著作的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理论和政治立场出发,研究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如果我们追随马克思的思想视线,就可以从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如此残暴的资本逻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晚近的发明,机器大生产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生产性劳动与固定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生产性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协作表现出明显的从属性与依附性特征。

劳动价值论、机器生产与无产阶级的悲苦状况——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注意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些观点,比如用在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等价关系的交换价值的区分,然而,所有这些观点最终都会迷失在经济物相化的迷雾之中。马克思也关注自己曾经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也刻意留心的相同问题,即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工人的贫困化,特别是进入机器化生产时期无产阶级不断加剧的悲苦状况。

马克思《伦敦笔记》时期的工艺学史研究及其理论意义

在《伦敦笔记》时期,对于工艺学与共产主义的实践关系的思考以及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业博览会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转向工艺学史研究的直接现实背景。通过对波佩、尤尔、贝克曼等人的工艺学著作的研究,马克思从整体上把握了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基础的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这不仅再次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而且为马克思进一步全面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和内在机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支撑。在此意义上,工艺学构成了马克思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理论资源。基于笔记文本和思想史语境,重新发掘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科学技术哲学的深刻意蕴和当代价值,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今智能时代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方位,并在新时代语境下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三重维度——基于《伦敦笔记》的文本分析

在著名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从货币职能、级差地租、一般价值三重维度论证了劳动在价值生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将劳动价值论贯穿到货币所代表的一切财富源泉中,消弭了货币数量决定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二是解决了地租与劳动价值论一致的难题,地租作为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级差地租;三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两个不同的价值量,在流通和分配领域寻找价值余额是徒劳的。马克思的这些研究都集中地指向价值余额的源泉,为剩余价值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构型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伦敦笔记》研究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原始记录。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在货币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在货币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克服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缺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货币理论。其次,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形成了狭义再生产、广义再生产和日常意识再生产三个理论层次的建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型。再次,在危机理论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界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初步建构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马克思:“李嘉图笔记”与李嘉图难题--《伦敦笔记》中经济学思想实验研究

在“李嘉图笔记”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是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剥削本质的经济学入口。但是,他更关注这一正确的经济学基石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缺席于可见的近期经济学表象中。马克思发现,一旦李嘉图讨论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具体经济活动时,这个劳动价值论就会被悄悄遮蔽起来,商品、货币和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关系畸变为不同生产物质要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李嘉图不能理解,资本关系不是物,而是一种支配性的生产关系。他无意间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属于资本家的这些物性对象,本质上都是过去工人劳动的产物。并且,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在新的生产过程中的运作,仍然是由活劳动推动的。这一发现必然使马克思走向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一组亟待深掘的文献——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综述

马克思作于19世纪50年代初期的《伦敦笔记》,是他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不断深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然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伦敦笔记》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全面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伦敦笔记》的创作背景与文献状况,其次梳理与反思了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及最新研究动态,最后在此基础上关于如何在新的境遇下深化对《伦敦笔记》的理解和把握提出了"六位一体"的研究思路。

马克思《伦敦笔记》中的货币问题研究及其理论意义

《伦敦笔记》构成了马克思反思1848年革命,重新进行经济研究工作,写作《资本论》的重要过渡环节。在《伦敦笔记》关于货币、信用、流通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借鉴“银行理论”派,区分了货币的不同职能,揭示了危机背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重新考察《伦敦笔记》中的货币问题研究,有助于我们完整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创作过程、叙述方式、理论方法上深化《资本论》研究,科学研判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回应金融资本发展提出的新问题,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及其唯物史观意义--基于《伦敦笔记》的文本学考察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进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创作之前,开展的一次重要思想实验,为后续《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史素材和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在这一厚重的笔记中,马克思围绕社会信用与知识的生产、地租与人口的再生产、机器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及其殖民效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发生学研究并科学揭示了它的历史逻辑,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推进了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进程,又为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科学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精髓,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启示。

西方殖民统治的历史真相——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探讨马克思对西方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时,只关注其极少量公开发表的文献。马克思在思考某些专题时偶尔对西方殖民主义作出的旁及式议论,似乎给人一种他对于殖民主义问题的思考还不够充分的错觉。我们从MEGA2已经发表的《伦敦笔记》第14笔记本中发现,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系统聚焦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其殖民地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在资产阶级对这种殖民统治历史的粉饰中,欧洲似乎代表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而被欧洲人“发现的新大陆”则处于黑暗的不开明的野蛮状态,因而,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有的野蛮侵占、血腥屠杀和掠夺财富的行为,就成了值得称赞的将“新大陆”带入文明世界的伟业和使命。实际上,历史的真相是,资本来到世界上,其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殖民地人民的鲜血。

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思想实验空间

《伦敦笔记》的生成及其意义从1850年9月开始,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再次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依照马克思自己的描述,这种研究通常是“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因为在这里,他将开启自己原创性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恩格斯语)的理论探索进程,并形成关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自马克思的《伦敦笔记》被陆续整理出版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方向:第一,《伦敦笔记》的文献研究主要以沃尔夫冈·雅恩为代表,其带领的研究小组为《伦敦笔记》的整理出版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学基础;第二,《伦敦笔记》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关联性研究是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来源的抽丝剥茧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资本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第三,《伦敦笔记》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关联性研究是一个全新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信用理论、技术理论、生态学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并针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

英语学界关于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最新研究进展

近年来,英语学界围绕科学技术批判、资本全球化、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等重要时代议题,从文献文本梳理、思想史溯源和社会批判理论重构三个层面深入探究了马克思的《伦敦笔记》,重新发掘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哲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这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伦敦笔记》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有益反思。为了全面深入地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多维向度和当代价值,我们需要在马克思笔记手稿的基础上自觉实现经典文本的深度耕犁、思想史的精细溯源和基础理论的问题关照的有机融合。

德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伦敦笔记》的研究综述

德国学界对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探索始于1970年代,并且随着该笔记的出版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首先是以沃尔夫冈·雅恩为核心的哈勒研究小组对MEGA2第四部分第7—9卷的《伦敦笔记》的编辑出版;其次是德国学者对《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历史逻辑的总体性把握,以及对其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的分析;最后是对《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由此可见,德国对《伦敦笔记》的研究呈现出了较为成体系的理论成果。但遗憾的是,这股研究热潮在1990年代逐渐消退,我们期待MEGA2第四部分第10卷(《伦敦笔记》第XV—XVIII笔记本)的最新出版能够唤起国内外学术界新的研究兴趣。

工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深层构境——马克思《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学笔记”研究

马克思知道,李嘉图难题中的核心思考点是劳动价值论在大机器生产中遭遇的困境。在农业生产和斯密的手工业生产中,劳动价值论的地位是稳定的,可当机器化大生产中工人的劳动作用开始下降,主体性的劳动生产率开始由科学技术提高的客观生产率所替代时,是否还能坚持劳动价值论,这涉及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成败,以及更微观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布鲁塞尔笔记》中的“机器与制造研究”只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机器化生产方式筑模的专题性思考,马克思还需要对整个劳动生产与产品效用(使用价值)的关系作更深一层构境中的方法论研讨,特别是对怎样劳动-怎样生产的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探究。这构成了马克思《伦敦笔记》中工艺学研究的迫切缘起。

《资本论》创作史系列讲座之一--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到《伦敦笔记》

本文论述了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到《伦敦笔记》的《资本论》创作过程。文章首先提出,在《资本论》创作史中,《克罗茨纳赫笔记》应该被视为起点,正是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认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归根到底跟经济利益有关。其次,《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体现了马克思1843—1847年这段时间中的思想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是逐步制定了唯物史观,另一方面是从不承认劳动价值论转向了劳动价值论。《穆勒笔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克思从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向劳动价值论转变的萌芽就在《穆勒笔记》中。再次,《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创作打下了全面基础。《伦敦笔记》第一阶段的两大成果,一是推翻了货币数量论,二是改进了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

“伦敦笔记”: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的认识转变及其哲学意义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在1850年进行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所写的摘录性笔记,为其后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做了直接的准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是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的再次研究,并在货币数量论、级差地租理论和价值理论三个维度上获得了重要认识,第一次破除对李嘉图学说的"迷信"。这不仅标志了马克思当时对社会过程的客观历史规律的认识程度,而且直接影响着他接下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信用与虚拟经济关系:马克思金融思想的历史探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金融信用问题的关注,并非是他到《资本论》第三卷才开始关注的事情。在《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很早就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中遭遇到信用问题。他认识到,在不同于传统生息资本那种点对点的个人借贷关系,这种由国家银行发行的债券或股票,是建立在一种长期的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面向整个社会发行的所有债券和票据的价值都会远远超过实有现金的价值,在这样的虚拟占有关系中集聚起来的社会资本,就造就了一批虚拟经济关系场境的“有能力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这使得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竞争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进行。并且,马克思也曾经对法国国家股份银行的实际经济运行,进行了追踪式的深入研究。

作为交换工具的金钱与劳动价值论的分离与复归——马克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研究

《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是马克思在写作《伦敦笔记》期间完成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聚焦的思想实验,主要内容是对自己前两次经济学研究时写下的《巴黎笔记》《1844—1847年经济学笔记》(遗失)、《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等经济学摘录,以及刚刚完成的《伦敦笔记》前几册中涉及的众多经济学家关于货币问题讨论的一种专题性的思考。马克思提点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格雷-蒲鲁东主义聚焦的货币问题研究中需要格外关注的重要理论观点,特别是货币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分离中可能出现的空白点,这会是今后马克思自己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入口。在这一手稿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进行一种已初步研究过的学术资源的再思考和再加工的思想实验。从马克思的摘编线索和加写的提示来看,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不少重要的理论思考点已经在这里得以确认。

马克思“协作”概念之形成--兼论其批判性维度

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的“协作”概念鲜有专门性的研究,对此首先需要将马克思“协作”概念的形成予以考察与说明,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把握马克思本人在引入“协作”概念时的现实背景与问题意识。马克思“协作”概念的形成历程如下:以“共同活动方式”为前身,以《伦敦笔记》中殖民地问题研究为诞生契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获得完备的阐释。并且,无论是“协作”概念在马克思理论视域内的发展还是其最终的内涵所指,都包含有明显的批判性维度。由此,诸如奈格里、哈特等人将协作判定为纯然中立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契机的探寻依旧需要回到针对资本主义本质矛盾与运行机制的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