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主体到爱欲自我——从福柯到阿甘本的生存美学

生存美学是晚期福柯伦理谱系学的核心,指的是通过伦理主体之于道德主体、治理自我之于治理他者的优先性,确立能够塑造自身的自由主体之于权力的优先性。阿甘本在“神圣人”(Homo Sacer)计划后半部分所提出的“生命形式”依赖于对福柯的反思,他认为福柯的生存美学因为没有摆脱与技艺或权力的勾连,所以未能成功地完成其构想。因此,阿甘本从完全不同于福柯的本体论角度批判性地继承了其思想,发展出了爱欲自我的生存美学。

人工智能传播规制基础:伦理依据与伦理主体的确立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催生人工智能传播。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阶段及人工智能传播治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人工智能传播引发的传播秩序失范问题,正加速解构和重构社会。规制人工智能传播,实现人工智能传播规范化或法治化,基础是人工智能传播伦理依据、伦理主体的确立。人工智能传播伦理依据主要由人工智能传播伦理立场来源、人工智能传播伦理价值生成和人工智能传播现实诉求来决定的。人工智能传播伦理主体主要由基础设施提供者、信息提供者、信息处理者和系统协调者四个主要"类主体"组成。

论科技伦理主体与伦理责任的结构性失衡

文章详细分析了当前科技伦理主体与伦理责任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衡现象 ,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并提出了均衡结构的建构与作用机制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这项研究对科技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智能传播秩序建构：价值取向与伦理主体

大数据、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催生了人工智能传播的范式,改变了当前的新闻传播生态,带来了新闻传播在实践、价值观念和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处阶段以及人工智能传播治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人工智能传播引发的传播秩序失范问题正在加速解构和重构社会,改变着当前的社会关系。就目前阶段而言,人工智能自始至终依附于有生命体的人而存在。如果传播秩序由技术而不是由人来主导,就急需反思人类本身存在的意义和新闻传播发展的合理性问题。当前,面临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秩序失范问题,亟待通过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等手段来实现人工智能传播规范化治理。

发展伦理学中伦理主体的拓展

发展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发展伦理学在历时性时间视野中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一种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的发展伦理学原理应该视"历时性时间视野"为第一条件,而"人是有理性存在者"为其存在论基础。

环境代际正义的实现——论三种伦理主体的道德建构

环境代际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类整体的道德努力,其中,人类整体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以及类主体的统一,它们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承担着相应的角色,要解决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环境正义问题,必须实现三种伦理主体的道德建构。

自然能成为伦理主体吗?——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几点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伦理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然万物能否成为与人一样的伦理主体,从而具有与人一样的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的问题。本文认为,正是不合理、非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决定着自然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正是剥夺者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看不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从社会内部的制度改革和伦理关系的合理调整入手,让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的人性尊严,而热衷于无原则地谈论“生态伦理乌托邦”式的“自然尊严”、“生态中心”,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误导,它有可能产生人与动物之间尊严颠倒的现象,而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无所助益。

后现代伦理主体的审美化倾向及其现实困境

后现代语境下伦理主体的审美化倾向,是启蒙时代以来以理性奠基的规范性伦理主体趋于消解的必然后果,具体表现为:伦理主体由规范性向创生性、由单一性向多面性、由形上追求向在身体体验的转变。后现代伦理主体的审美化倾向为伦理学的开放性建构与主体自由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因此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当代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疾风劲吹,使得伦理主体的审美化在获得日常践行方式、催生出消费时代自得其乐的"美学人"的同时,也将这一倾向的合理性异化为消费时代的现实困局。

传播视阈中的代际关系梳理与伦理主体重构

俗语"富不过三代"表征着当代社会和公民恐惧财富流失的心态,占据社会资源的亲代对新近获得话语权的子代过度担忧;而在媒介传播时代,当代公民主体建构与媒介工具使用密切联系在一起,人具有着工具的替代属性,媒介工具也有了人的代际属性。但是在社会资源与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中,在场各代的代际冲突和未来一代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文化反哺和支持反馈已经开始被提及。因为媒介工具的使用是当代传播开启的前提,代际关系的梳理完全可以从传播伦理的角度开始去弥合。此种现象,无不表征了这个时代的代际问题,它意味着一些社会隐秘心理需要得到深层次的解决和释放,起点正是伦理主体的重构,而正向传播也应该得到提倡。

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展与新型伦理主体的兴起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使得伦理调节从私人生活领域向着公共生活领域转变。随着这一转变,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等成为重要的伦理主体。这些新型的伦理主体具有人群集合体的性质和组织化性质,负有更为重大的伦理责任。

审美主体与伦理主体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审美主体和伦理主体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个体存在的伦理层面的含义。首先考察了老庄和海德格尔的后现代宗教式的主体和儒家形而上的宗教主体.以及儒家就伦理问题对于老庄的挑战。结论是他们都缺乏把他者的生存作为自己的绝对的责任的伦理含义,因而是审美主体。其次,通过对于环境主体和伦理主体及审美主体的关系的讨论,阐释了这样一个哲学基本问题:伦理存在必须以有限性存在为前提;而后者只是一个哲学的抽象。片面地强调人的有限性(尼采),片面强调有限存在与超越者的关系(老庄和海德格尔),或否认人的有限性,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伦理责任。后现代伦理学是指我,作为一个个体(me),对于他者的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道德至善论:卡维尔伦理主体观的建构

伦理性是卡维尔哲学思想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概念。通过梳理和分析卡维尔的道德至善论,试图厘清卡维尔伦理主体思想的建构脉络。卡维尔以爱默生式至善论为理论基础,发展并形成其建构伦理主体的道德至善论。在卡维尔建构伦理主体的过程中,理论的建构背景、建构方式及其最终试图达到的理想状态三个方面的形成与完善包含了多位哲学家的思想对他的交叉影响。卡维尔伦理主体观的建构从解决自我疏离的怀疑论困境出发,通过承担自我承认的伦理责任,最终实现自我至善。

从知识主体向伦理主体的回归——福柯生存美学的伦理维度

主体是福柯研究的中心问题,通过揭示主体的真相,他指出了一条通往个体审美实存的伦理主体化道路。在晚期的生存美学理论中,他研究指出,知识主体对伦理主体的取代源于"认识自我"取代了"自我关注"的中心地位,导致伦理化的审美实存让位于求真意志。建立在分化实践基础上的知识主体建构不仅隐藏着权力逻辑,使得知识主体的建构呈现出规范性、被动性,还让这种主体化取消了个体实存的独特性和审美含义。福柯力图通过以个体"自我技术"实践之生存美学找到回归个体实存的道路,把个体从普遍性和规范性中解放出来,通过一种伦理主体化实现个体的自由的、审美的、伦理化的实存。

从技术工具到行动者:广告智能传播的伦理主体再造

随着人工智能在广告中的应用,技术在广告活动中产生的效果日益凸显,人与非人的关系被进一步颠覆,非人在代理人转译下,成为行动的不可忽视力量,重构以行动实践为核心的广告智能传播伦理。基于对已有广告智能传播研究梳理,文章从传统广告时期技术作为一种工具,进一步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方法论指导,反思传统广告本体,分析智能时代广告伦理主体如何被重构。文章进一步提出,伴随着强人工智能的到来,人的基本伦理依然是需要恪守的伦理原则,但从“行动者”微观实践视角出发是智能传播下广告伦理的问题起点和重构逻辑。

主体性的转化——论列维纳斯的伦理主体

20世纪60年代主体性失落以来,列维纳斯依然在维护主体性,只是转化并赋予了主体性新的内涵。在《别样于存在或本质之外》一书中,列维纳斯论证了新的伦理主体,这是存在之外的、前源性的,其本质是为他者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主体自发自愿的,而是被动和无奈的,是不对称的。自我通过成为他者的人质,对他者的一切行为负责这种"替代"过程来实现对他者的责任。反过来,当自我对另外一些他人——"第三方"成为他者的时候,自我同样也可以要求自己的权利和正义。列维纳斯的伦理主体拓展了主体学说的研究空间。

政治伦理主体研究

一直以来,学界从未对政治伦理主体进行过详细的讨论,更不用说对这一概念有清晰的认识,这直接影响了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政治伦理主体的概念特征、外部轮廓、内部结构和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对政治伦理主体进行勾画,以填补这个研究上的空白。

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元伦理主体与伦理实践

农业文化遗产本身蕴含着一种核心的价值,即“平权-进步主义”。这一价值在伦理的维度之上,可以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中多元伦理主体行动的基础。我们讨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伦理视角之下,正是对这一核心价值的有效践行。在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伦理关系中,物种间的权力对等、全球性的照顾义务、代际间的伦理责任、市场中的公平与正义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补合作都与“平权-进步主义”的诉求相匹配。须厘清的是,这一核心价值是对平权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有机结合与发展,是在平权前提下的进步主义,也是以进步为导向的对平等与公平的实践。因此,本文从伦理维度切入农业文化遗产的讨论,认为在农业劳动、食品生产、市场贸易以及行政管理中的多元伦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实践中有效嵌入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可能路径。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伦理维度的研究,也可以为我国农业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从汶川地震看行政伦理主体应具备的伦理道德

在举世瞩目的5.12抗震救灾斗争中,党中央、国务院、无数国家干部和共产党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一时间开展抢救生命的救援工作,涌现出许许多多抗震救灾的先进事迹,充分体现出我国行政伦理主体的伦理道德素质:高尚无私的个人道德品质、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快捷高效的组织伦理和以人为本的政策伦理。

人工智能领域伦理主体agent(行为体)的追本溯源

伦理学与AI的交叉研究所涉及的伦理主体指向AI中的agent。但AI中agent的中文译名尚未形成共识,这限制了伦理学与AI交叉研究的深入。回顾AI中出现agent的时代背景,考察AI经典英文论著中的agent论述,可以确定agent是具有行动能力的存在,是行动或行使权力者,应译为“行为体”(doer或actor)。应当区分“行为体”和“智能行为体”。没有一个“行为体”自身是有智能的;只有出现涌现性的“行为体社会”才可能是智能的。此项正名为伦理学研究AI中agent的行为给出了循名责实的线索、预留了名正言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