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意志自由对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共构

阿奎那认为,自由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人的伦理善之完成(道德实践)同时仰赖理智与意志两者的相互配合,而人的行动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端赖自由意志的促动。追求伦理之善即追求人性的成全与自足。意志自由因包含"对己之爱"指向现世人生,又以终极之善为最终的超越指向,并遵循自然法或本性之律之规定,由此而在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间构架起通桥。

“枫桥经验”时代变迁的伦理之善

传统社会伦理生活、枫桥群体人格特征以及枫桥传统文化滋养是生成"枫桥经验"文化基因的初始密码。每一阶段"枫桥经验"的工作重心、治理方式和功能发挥都因社会发展需要而不同。基于社会治理体制维度,"枫桥经验"经历了生成、发展、创新等三个阶段。生成阶段的治理方式是德治,发展阶段则是德法并举,而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成为创新阶段治理方式最鲜亮的底色。自诞生以来,围绕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轴,"枫桥经验"实现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治理体制转换。这种转换契合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基层社会治理发展规律,彰显了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伦理之善。

孟子达成的只是伦理之善——从孔孟心性之学分歧的视角重新审视孟子学理的性质

创立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发展最大的贡献,但可能是因为这一任务过于繁重,占用了太多的精力,孟子对智性有所忽视,与孔子思想存有罅隙。从一定意义上说,孟子实际上是"窄化"了孔子,不再有孔子仁智合一的大格局,这就是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孟子思想的这一失误决定了孟子所能达成的只是伦理之善,而非道德之善。伦理之善属于"常人"范畴,尽管这是成德成善的基本功,绝非像在存在主义口中那样不堪,但毕竟不是善的全部,还需要进一步启动智性以达至道德之善。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是儒学发展的头等重大事件,对儒学发展有根本性的影响,不仅导致荀子的奋起,同时也是心学与理学之争的思想源头。厘清这个关系,对于正确评价当前的阳明热,矫正其失,不无意义。

艺术善的解构──兼论艺术之真善美的关系

美学史上艺术的真善美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其重要原因是对艺术的善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本文认为，就艺术而言，善有三层含义；现实的伦理之善，主体的道德之善，艺术的审美之善。审美创造主体层面的真善美经由艺术形式的审美化处理才能转化为艺术的真善美，这时三者才是真正实现了统一，它们共同构成艺术的价值系统。

爱国主义:公民国家伦理的价值皈依

国家是公民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组织,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伦理实体。对公民来说,国家伦理反映的是公民与国家普遍本质的相互关系。国家伦理追求国家之善,与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爱国主义体现公民将自身作为国家成员并赞同国家的文化理念、价值追求、统一目标,是一种对国家利益维护与尊崇的道德精神。公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由此获得一种与国家公共存在一体化的价值皈依。爱国主义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遭遇严重挑战,但它依旧是公民国家伦理的价值皈依,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

立德树人视域下师范生师德修养的价值意蕴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新时代急需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师范生作为教师队伍的后备军,兼具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的特殊身份,其师德修养不容小觑。师范生要承担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明确“我是谁”和“我要做什么”的修养自觉,从“我”与自身、与学生、与教师、与党和国家的关系中透视出师德的内生性、启迪性、感召性和目标性等基本特质。相应地,师德修养的价值表现为:激励自身养成高尚的道德人格,成为学生心目中的“人师”,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我”如何做才能促使师德修养的价值实现,要做到坚持知行合一以实现认知之真,践行伦理之善以成就学生之美,恪守底线思维以守住师德底线,谨记教育使命以筑牢精神家园。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一、伦理觉悟之艰难伦理的觉悟是觉悟到伦理之善是属人之善。善恶具有属人性,是对人与人之间存在关系的相生相害之性的表达,在互为存在条件的生存关系中,“相生”才“厚道”,“相生”方有义,相反,“相害”不仅不“厚道”,更是不义和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