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伦和人伦共生伦理永恒——秦汉传统中基于发生角度的伦理分类

天伦、人伦之分最晚始于秦汉,两者在彼此对应中时被混用。从发生角度而言,天伦是天生的伦理,人伦是人为的伦理。天伦、人伦同气分形,共生中国人的伦理永恒、伦理信仰:天伦同气,因血缘而在代代传承中贯通有限生命,内生诚信,分形人伦;人伦基于诚信,为各自目的,从血缘和天伦向外全方位分形为姻缘、情缘、地缘、业缘、神缘、网缘等,使夫妻、朋友及各种职业伦理、社会伦理视需要和可能而及时结合或解散。伦理永恒是中国人的永恒,内化为伦理信仰,与有关因素共生,永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迥异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的命运与其宗教信仰的关系。敦睦伦理,消除伦理危机,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文明生生不息,社会各界责任重大,国家的伦理责任更为重大。

佛经翻译的伦理传统：表现方式与基本特征——从“从”与“通”说起

在西汉以前,口译活动的伦理意识主要体现为'从'与'通'等概念。汉代至唐宋期间,佛经翻译经历由兴起到繁荣的过程,期间涌现出丰富的翻译伦理思想。作为'伦理存在者'而非'自然存在者',佛经翻译家们不仅具有强烈的伦理意识,而且在实践中努力践行'知行合一',守望翻译的基本伦理。佛经翻译的伦理思想以翻译实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中心,其内容和模式主要体现在翻译方法、翻译文体和翻译的'名'与'实'等的探讨中,表现出一般的道德陈述所具有的'名义性''语言性'和'实体性'特征。

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