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建构与主体询唤:新主流电影的伦理共情

新主流电影通过“仪式化造型”实现了崇高精神的建构与营造,即通过人物主人公与意象的交相辉映造就了一幕幕经典仪式,平民在成长蜕变为英雄的过程中生发震撼人心的“另类”崇高精神。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与银幕中的“你、我、他”从平民成长为英雄的经历同频共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来自崇高个体的询唤。崇高的价值在小人物的微观叙事中直抵观众的心灵,实现了情感共鸣、人性升华和道德滋养。观众在确立自我主体性身份后,将崇高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动力,建构起了崇高个体与观众之间的“共同体”,指向了电影创作者、电影作品与电影观众和谐统一的电影共同体美学追求。

走向道德共情: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伦理向度阐释

工匠精神作为我国新时代技术伦理的精神表征,其伦理价值不仅是为了强调工匠在技术伦理规范方面的认知能力,而且揭示出当前“人-技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以西方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研究工匠精神中的道德共情,可以发现“善”是技术伦理的道德基础,“仁”是技术伦理构建的轴心。这种道德共情内涵丰富,在情感、认知和社会方面呈现出工匠精神应有的伦理品质。工匠精神以道德共情为其伦理表征,突显了其在人格培养、技术伦理调适和道德构建方面的时代价值。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武则天:成因、功绩及局限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武则天的出现是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父亲男性化的培养、母亲积极性别意识的影响和确信“女主天下”预言的耦合之果。在共情伦理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武则天给同时代女性带来了福祉。反儒为束缚在伦理纲常下的女性松开了枷锁,母服制革新打破了“家无二尊”的局面,婚姻家庭制度改革有益于提高女性地位,调整政治、娱乐、祭祀活动可助力营造对女性友好的氛围。受制于封建父权制和性别阶级分化的共同作用,武则天的性别意识和行动亦有局限。父权统治的基调注定了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参与会严格受限,即便特权阶级女性以实质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公领域,也难以改变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