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森的伦理分歧理论

斯蒂文森揭示了语言的两种用法:描述事实性的信念、表达某种动态性的意义。伦理语言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其动态性的意义是对情感的表达和引导,所以伦理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情感态度的分歧。为了解决伦理分歧,既要通过理性的方法来澄清信念,又要借助非理性的劝导法。后者尤为重要,它通过促成双方态度的一致来达到伦理上的一致。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分析

非商业性妊娠型代孕的伦理正当性主要表现在对不孕方的最大关爱和尊重,对代孕母亲和精卵捐献者高尚品行的尊重、赞赏,其合法实施也能弥补现行法律缺位导致的实体正义缺失。由于对代孕不良伦理后果和权益纠纷的过度焦虑和夸大,合理的代孕行为被压制和排斥在伦理正当性和合法化之外,既使不孕者正常权益无法得到尊重和实现,又使代孕母亲和所生子女的伦理地位和利益在"地下"代孕情境中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因此,在我国以家庭伦理为本位和重视生儿育女的伦理语境下,通过妊娠型代孕合法化的政策实践就能很好地解决代孕面临的各种伦理、社会问题。

现实主义青春片的叙事伦理取向与问题反思

当下现实主义青春片纷纷采取“青春+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去介入现实,批判现实,所彰显的现实底蕴表面上为其摆脱了浅表化的青春爱恋,但它依旧使用青春片叙事惯例去言说现实,且影片的类型元素对犯罪、伦理元素具有同质化倾向。基于叙事伦理批评电影观下,究其原因,发现当下现实主义青春片的叙事内容与叙事形式上的伦理取向存在分裂。未来现实主义青春片的发展,应拓展新的类型元素,借鉴有效运作模式,真正做到“青春”与“现实”的深度融合。

《悲惨世界》的叙事伦理解读

将叙事伦理转写为命题或思想实验的代价是抽空行为中的生命历史性,使生命蜕变为抽象符号和规则。商马第事件中,冉阿让面对诸多伦理分歧无所适从,规范伦理、功利主义等理性思考尽管无懈可击,却缺少力量推动冉阿让行动。伦理辩护不能仅靠建构论证,在叙事中重历冉阿让的际遇与挣扎,良心才不再是空洞概念,而是被真实经验充实的可理解力量,才能超越伦理分歧做出最终决定。沙威的自杀源于双重困境:作为警察的职责与良心的冲突,法律与秩序本身的局限性。既从限知叙事理解沙威的合理性,也从全知叙事看到他的限度,才能理解法律的限度与人物决断的有限性。叙事伦理的对象是有限性的人在无可回避的情境中具有缺憾性的选择。人的脆弱与有限决定了不同真理不能还原为某个最终根据,也没有完满解决价值冲突的法则。除了借助规范、义务、功利这些概念去思考和规训人的行为,还需要叙事伦理去理解生命的历程、痛苦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