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实质及伦理重建——兼论黑格尔伦理国家概念的现实启示

当代中国社会频频发生各种不道德或道德不作为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法制建设和法治改革的滞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大众由于对外在不确定力量与危险的恐惧特别是对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和物质生活保障的顾虑与担忧,而不得已封闭或包裹自己的良心与道德。这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危机,即如何在转型期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核心或至上原则的伦理政治秩序,建设法、道德和民生福利相统一的伦理国家,制度性地尊重和保障所有公民个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及其自主自足的物质生活权利,培育和引导社会共同体健康成长和发展,尊重公民的自由自我意识,使人们在享有其自然和道德方面应有尊严与财富的基础上,实现他们自身精神和道德的主观自由与主体权利。

黑格尔伦理国家观的矛盾及其解决——个人在何种意义上能成为国家的创建者

自《法哲学原理》出版以来,以海姆为代表的批判者就认为,黑格尔关于国家的两条原则,即实体性原则与自我意识原则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矛盾,结果导致他在事实上抛弃了自我意识立场,倒退到了古代的整体主义。尽管现代西方出现了许多为黑格尔国家学作自由主义辩护的著述,但这一难题依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本文试图从《精神现象学》中的＂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原理出发来解决这一难题,即通过以主观性为中介对普遍意志和个别意志之间的关系的重构,来证明黑格尔的实体性原则包含着自我意识原则,其国家观仍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从而为黑格尔伦理国家观的矛盾的解决提供一条新思路。

论黑格尔现代伦理国家对契约式法理国家的超越

近代自然法论者所建构的契约式法理国家,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层次,即通过强制的和统一的司法体系或公共权威为所有个人的各种特殊性需要和主观性自由,提供一个不受阻碍的、和平安全的外部秩序。黑格尔的现代伦理国家,则主张在保护所有个人的特殊性和主观性自由无阻碍实现的同时,关注法律保障或法律禁止之外的无故意或偶然性侵害、压迫与危险,实现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统一,真正将人类自由本质实现为在必然性意义上的"是",而不是在偶然性和可能性意义上的"是"。

黑格尔自由-权利辩证法视野中的伦理国家及其实践建构

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概念源于人类自由-权利辩证发展的历史产物,即人类寻求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权利全面发展和实现的历史实践与创造。这意味着伦理国家的实践建构,必须以精神和道德的自由与平等概念为根本价值准则,使所有公民个体获得生命生存和财产安全及幸福自足的物质生活,发展以公民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为基础的伦理教育和民主政治,建立与公民普遍利益及其理性自我意识相一致的伦理政治秩序,使人们在普遍享有其自然和道德方面应有的尊严与财富的基础上,回归自身精神和道德的自由本质。

评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国家观

评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国家观梅荣政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国家观，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有；（１）现存资本主义国家是人民的“权利共同体”。它在民主、法治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措施，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的“自由、公正、相助”三项基本价值，是以反映它是代表全体人民“普遍...

伦理国家与道德城邦——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模式比较

孟子与柏拉图的政治观都属于伦理政治观 ,却有着不同的具体价值取向和特质。孟子的理想政治形式为伦理国家 ,柏拉图的理想政治形式为道德城邦。前者的主题是政治生活的人伦关系建构 ,后者的主题是城邦道德价值的实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不同把握。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公民道德教育中国家伦理实现的三种方式

国家伦理是由党和国家倡导、提出的道德体系,公民道德建设本质上是公民道德对国家伦理的最大化实现。在公民道德教育实践中,国家伦理可以有三种实现方式即强道德意识形态、弱道德意识形态、潜道德意识形态。有时这些内容是综合运用于道德教育之中的。

中国革命道德与当代中国国家伦理内涵的确立和发展

中国革命道德在时间上产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其间经历了政治制度革命和经济制度革命的过程。中国革命道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治和经济制度革命成功后上升为国家伦理。而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国家伦理也将与时俱进,但中国革命道德仍是当代国家伦理的重要文化资源。

国家伦理的基本价值预设及其道德前提

国家伦理有其基本价值预设及其道德前提。公民、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价值认同及内在一致,构成国家伦理的基本价值预设的核心价值观之面向。国家伦理的基本价值预设内含道德前提,它指向两大价值论课题:目的论价值论课题和规范论价值论课题。从国家伦理的基本价值预设看,目的论价值论着眼于共同体之善,构成了认同的主导方面。"富强"需要道德滋养,"民主"内含道德程序,"文明"凸显道德意义,"和谐"源于道德之推行。这四个价值词,基于国家之德的前提反思,描述了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四重引领,是国家伦理所内含的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

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重压下的灵魂畸变——由莫言《蛙》中姑姑的形象谈起

国家伦理是指国家与公民发生相互关系时国家作为伦理的主体应遵循的规范,因而,国家制定的各种制度、政策、道德规范等都是国家伦理的具体体现。而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来说,生命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不容别人肆意剥夺其生存权利,包括生育的自由权等。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与冲突。莫言的《蛙》就是通过姑姑这一文学形象,揭示出在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较量过程中因为个人的选择而承受的灵魂畸变和精神煎熬,表达了莫言对既往历史的深刻反思。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探析——从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视角

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儒学中所包含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合众为一、和谐共处等理论精华,历史上在和睦相处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更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挖掘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既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和平发展战略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很有价值。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困境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有明显的地域历史性、民族性。它具有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是国家成员间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所在,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它都是社会平等、合作环境及机制的重要维系基础。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相互协作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家主权观、国家地域观与民族文化等传统国家实体性精神的基地。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治理需求提出"普世伦理"认同,诱导消解着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塑造良性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确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反对抽象的伦理普遍主义;在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条件、整合有效资源。

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伦理责任——伦理本体中诚信底线上慎对亲属容隐和大义灭亲的对立

国家治理离不开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具体从天伦生诚信、诚信结人伦的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以正式制度优先敦睦伦理尤其天伦,才从源头有诚信底线。亲属容隐就如此护持诚信底线,而须坚持完善;大义灭亲则反之,而须慎对,至少不支持不鼓励。慎对二者对立,慎重选择,就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自由地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这一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护持诚信底线;顾全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障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永葆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这是本体性的神圣责任。

全球变暖背景下国家伦理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人类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无法实现责任共担的根本原因是国家伦理的普遍缺失。国家伦理是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实体所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我们需要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建构国家伦理,为国家间迅速凝聚共识奠定共同的道德根基,进而按照公平正义原则,建构气候责任分担体系,即按份分配国家气候责任、按国家实力分配国家气候责任、按各自排放行为分配国家气候责任、按人口分配国家气候责任和自愿承担国家气候责任。

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

现代国家是时间进程上的,更是类型学意义上的,最终要落实到一种国家类型上,这种国家类型就是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形态,必然具有深刻的民族特性。在价值层面,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集中表现为“主权在民”原则,即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运行皆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的利益。在制度层面,民族国家的权力设置和运行必须体现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民族的主权者地位,同时也要在国家体制中采取特殊的安排来保障国内各个民族的权益。在治理层面,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民族取向分别表现为国民取向和族群取向,前者指向国族即国民共同体,后者指向国族的组成单元即族群,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内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治理中如何处理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行为层面,民族国家的行为受到民族因素制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且形成了趋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发展中诉诸民族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国家行为表现出了突出的民族特性,国家利用民族因素进行政治结盟,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塑造世界的未来。民族成为了现代国家底层性或本根性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现代国家叙事,民族视角的叙事不可或缺。

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与历史使命

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尚未受到应有重视的知识领域。随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深入发展,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日益凸显出其独特价值和历史使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可为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从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出发,推动建立以现代、平等、开放和对话为核心的新型文明观,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辩证统一——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基础的同等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中国梦”——国家伦理内涵的现实彰显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这其中蕴含的诸多伦理内涵正是我国的国家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存在于现实层面的理性彰显。我们从三方面论证了"中国梦"伟大构想中的国家伦理内涵,剖析了国家作为伦理主体的体系构成,"中国梦"中丰富的价值诉求以及在实现过程中的理性路径选择,论证了"中国梦"的国家伦理内涵与实现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