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控伦理:在原则与境遇之间

根据关注道德事项的不同侧重和行为选择的不同方法,伦理学可以分为原则伦理和境遇伦理两种类型,其存在关注"应然"与关注"实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艾滋病防控伦理的合理选择应该是原则与境遇的融通,其根本之法在于把握"经"与"权"、原则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

境遇与经权的不谋而合——弗莱彻境遇伦理和孔孟经权学说之比思

弗莱彻的境遇伦理与中国儒家孔子、孟子的经权学说虽有诸多差异,如前者重行善轻知善,后者则知善与行善并重;前者将良心作为未来判断的指导,后者还强调其反思作用;前者在决断时注重理智的计算与权衡而后者则注重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二者深刻的相像的社会景况、相似的最高准则和相近的关怀对象,却为现世带来了启迪:回归多样性生活世界、认肯道德责任中的决断自由和互动时空域中对道德原则的主动消化。

医疗恶性事件背后的伦理困境——医改的境遇伦理分析

医疗恶性事件背后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是医患关系出现了紧张、矛盾、不协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立的状况。因此,从国家或政府层面必须积极进行医疗改革。但应该选择怎样的医改方向?通过境遇伦理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把"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作为医改的价值选择方向,从而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患关系的协调奠定良好的观念与制度基础。

关于“境遇伦理学”的若干思考

境遇伦理学属应用伦理学范围 ,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它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道德实践中。在我国 ,境遇伦理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 ,道德境遇广泛出现 ,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对道德境遇问题进行研究 ,并以此指导人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

境遇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决策

境遇伦理学是方法而不是体系;境遇伦理学认为任何事物正当与否,均因具体境遇而定;爱是永恒的善;爱是唯一的规范;爱同公正是一回事;爱不是喜欢;爱证明手段之正当性;爱是当时当地做决定。境遇伦理学厌恶伦理学的律法主义,反对僵硬不变的伦理规范教条;境遇伦理学对于处理生命伦理学的一些两难问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放弃治疗的境遇伦理分析

从一个出生时患有肛门闭锁等先天缺陷的婴儿是否应该被放弃治疗的案例入手,用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理论分析如何在特定的境遇下进行道德选择。放弃治疗只有在符合临床现有条件下根本无法救治、符合本人或者其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并通过"爱的计算"以证明其能够得到价值合理性辩护的条件下才可实施。

从规范伦理学到境遇伦理学——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之一

中国与美国,是两个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又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国家.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美国有着二百多年的近代文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出.在迈向新世纪的时刻,对中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境遇伦理学视野下的道德高标审视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道德境遇广泛出现，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对道德境遇问题进行研究，并以此指导人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本文从道德高标行为入手，尝试用境遇伦理学的视角分析个体道德行为，试图厘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对于学校的德育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从而促使个体在面对具体的道德境遇时，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境遇伦理与传统道德选择方法之比较

境遇伦理(境遇论)作为一种诞生和发展较晚、逐渐流行、不可或缺的道德选择方法,与传统的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三种道德选择方法有何异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比较可以凸显境遇伦理的方法论特质、价值与意义,以及传统的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三种道德选择方法的特征。

论儒家伦理的境遇态度

境遇伦理的核心是反对抽象地谈论善和恶 ,而强调具体“境遇”即经验和事实的意义和作用 ,要求在具体环境和条件下来进行道德评价和认知 ,因此它强调伦理规范的相对性 ,强调人的主动选择权。本文以此为理论参照 ,拟从道德主体、道德概念、道德规范三个层面来讨论儒家伦理的境遇态度 ,并探讨这一态度所含蕴的儒家伦理的务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和宽容、同情的人文情愫 ,以及其对古代仁政的促进意义。本文还指出 ,作为一种认知的立场和思想方法 ,这种伦理态度自身也含具某些内在的紧张 。

境遇伦理的形态分析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伦理学理论的形态分为伦理形态、道德形态和伦理-道德形态三种。通过“伦理-道德形态”及其特征、境遇伦理与其关联性、境遇伦理与相关伦理学理论之形态比较,说明境遇伦理具备“伦理-道德形态”的特征,以便为人们把握境遇伦理从而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道德选择奠定基础。

底线伦理还是境遇伦理——以“万峰开骂”事件为例

在破解媒介伦理困境的时候,通常采用的是底线伦理原则。境遇伦理由于兼具原则性和变通性,故比底线伦理更具有合理性。例如,对"万峰开骂"事件的道德评价,以底线伦理和境遇伦理为标准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然而显然后者更为合理。

弗莱彻“爱”的境遇伦理思想述论

弗莱彻基于对现实社会生活与道德抉择方法的深思熟虑,提出了以人为中心、以爱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爱"的境遇伦理,具体包含以爱为内蕴的道德规范、以爱为态度的道德关怀、以爱为计量的道德抉择以及以爱为唯一的道德之善的内在维度。弗莱彻"爱"的境遇伦理在理念上体现了人本思想,在实践中体现了理性思辨,但在具体境遇中,却易陷入爱的计量困境与爱的虚无境地。

弗莱彻境遇伦理学的中庸性质

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是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学同现代西方社会相碰撞的产物。这种伦理学是介于律法主义与反律法主义之间的新道德,是在基督教爱的指导下依据主体当下的境遇做出道德选择的方法。中庸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指行为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而达到中庸的途径是"权变"和"时中",它的最终目标是"中"与"和"的和谐统一。这样,境遇伦理学的中庸性质就表现为反对过与不及和主体在道德选择时权变境遇。

境遇伦理视角下父亲的伦理选择分析——科马克·麦卡锡《路》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讲述了一对父子在大灾难后的末日世界里艰难求生的故事。小说的成功除了其反映的主题外,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所蕴含的伦理内涵有紧密关系。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框架下,以约瑟夫·弗莱彻的境遇伦理理论为依据,分析主人公——父亲在人类伦理失序的大背景下,面对不同的伦理环境所作出的伦理选择,阐释父亲在保护儿子这一神谕责任的指引下突破伦理困境的艰难之路。父亲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为其后的情感挣扎作出了伦理铺垫,也揭示了末日世界人类文明的毁灭、道德体系的崩塌和主人公境遇伦理选择的伦理意义。

境遇伦理模式新论

一 必然性:规范伦理模式向实践伦理模式的转换 不言而喻,当代中国的道德已陷入某种困境,而且,现在流行的规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形式模式)又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困惑的局面。现在,人们急切需要的是一种能直接指导现实道德生活的实践伦理模式,但是,现实的伦理理论却常常使人们失望。一方面,欧美的道德教科书是如此地不符合我国国情,如美国学者J·P·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所构筑和提出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体系和“生命价值”、“善良”、“公正”、“说实话”、“个人自由”五项道德原则,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相径庭;另一方面。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智力障碍女性生育权与代理权的伦理探讨

基于伦理审查中的真实案例以及境遇伦理学,讨论了涉及以下四个层面在不同情况下实施人工流产的道德性:(1)孕妇与胎儿权利之争;(2)智障女性能否胜任自主抉择?(3)家属代理权的行使及限制;(4)如何使最终决策实现善意?在此类案例中如果采用原则主义容易导致“一刀切”,因此,采取境遇伦理学的策略才能真正解决类似的道德困境。对相同的情形采取相同的措施,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此方可真正做到符合伦理。

境遇式教学模式下的高校教师自主权

境遇式教学模式主张教学活动的过程化与多元化,要求赋予教师教学自主权,但有一些制约教师自主权的现实因素,包括教师知识储备不足、教学活动深受死板条文限制、教学过程苦受官僚作风干扰,应不断增强教师知识储备,赋予教师积极教学自主权,保障教师消极教学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