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德与中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研究

本文从伦理道德的视角溯流及源,辩证地分析“中国现代医学伦理学”“中国传统医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三者在当代医疗领域中的意义,指出了“医乃仁术”经典格言中所蕴含的“医道”“医者”“医术”“医业”的四位一体,肯定了宋明理学把“道德伦理规范”视为宇宙“第一法则”的重大意义,进一步阐明了中华民族的“德性之源”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承而来的,并在新时期一如既往地展现其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

人类、自然与科技伦理:约纳斯的未来伦理学启示

汉斯·约纳斯的未来伦理学理念对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他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并提倡建立新的伦理观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汉斯·约纳斯提出基于预测科学和忧惧启迪法的非相互性责任原理,强调对未来世代及自然负有的整体性和长远性责任,这种责任原理摒弃了传统的二元论观点,重新审视人类存在和生存目的,用基于责任原理的哲学本体论阐释人与物的关系,强调人类行为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约纳斯的伦理学建构以适度和审慎为指导原则,呼吁在技术发展中保持谨慎,确保人类与环境的健康,通过构建新型环境伦理,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形而上学一致,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共生提供哲学支持。

规范伦理学的信用解释局限及其哲学反思——以功利论、义务论和德性论为考察对象

信用既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确保交往行为顺利进行而建立的契约关系,也是基于人们的约定、承诺、誓言等形成的道德伦理关系。从伦理学视域看,以功利论、义务论和德性论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虽然能够从不同理论视角对信用进行道德伦理审视,但又存在着各自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要从伦理学的维度对信用现象进行诠释和证成,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规范伦理学层面,而是要立足于新的伦理学视角对其进行检视和补充。责任伦理学强调“权责一致”、制度伦理学对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制度对道德伦理局限的补救的分析等,有效地弥补了规范伦理学在解释信用行为时存在的不足,为更好地对信用现象进行伦理诠释提供了新的视域,也为当代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借鉴。

医学伦理学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贡献与新作为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进入新阶段。中国科技伦理的研究与实践是沿着两条进路开展的。一条进路是从一般伦理原理出发,推导出具体科学和实践的规则;另一条进路是从科学研究的问题和科学技术事件和案例出发,逐步形成针对科技过程中某一类特定现象或问题的伦理治理原则与共识。医学伦理学研究也是这样形成医学道德传统和现代生命伦理学传统的。在伦理治理实践中,医学伦理走在科技伦理的前列,形成了科技伦理研究与发展的“先行区”、伦理审查建制化“探索者”和科技伦理治理的“示范区”。伦理治理意见的出台不是医学伦理治理研究的终点,医学伦理学需要有新的作为。一是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再思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对两条研究进路的再思考,两条道路平衡发展互相支撑。三是对伦理与法治关系的再思考,不断提高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应用伦理学的方法论

作为方法体系的应用伦理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方法组合”,是各种原则、规范、推理技巧和分析框架的应用组合;它也是一种“做伦理学”的方法论。应用伦理学的早期范式是一种原则主义,即运用普遍原则判断特殊事例的道德推理。当代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则是一个“转化”和“应用”多元知识解决道德困境的综合判断决策系统,它有两个重要的方法路径:权衡伦理原则和细化伦理规则。规则的权衡和细化是应用伦理学对道德推理不断开发的过程,是两种具有基础意义的应用伦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伦理学不仅打开了一个可适度无限开放的问题域,也催生着一个开放的学科知识交互系统和一个综合判断决策系统。但也应认识到,应用伦理学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因此不能对它抱有不合理的预期。

应用伦理学中的程序伦理

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为功能分化的社会各个领域部门出现的道德冲突与伦理悖论提供解答,这一任务的完成有赖于程序伦理理念的建构。作为一种程序伦理,应用伦理学通过体现民主在道德哲学中的运用而呈示了全新的伦理范式。依照论证程序的建构原则,具有价值多元性的商谈决策参与者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起点只能是中立的程序,但实际上商谈程序又并非纯形式上的和价值中立的,因为程序伦理以自由为价值底蕴,以公正先于善好为价值导向。商谈程序的参与者应具备伦理专业基础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对情境有全面精准的把握,善于提炼和厘清伦理问题,能够运用伦理理论工具,自觉遵循程序的基本规范性设定,力求在理性论证基础上赢得也许并非道德真理而是具有一定道德正确程度的道德共识,所有这一切均构成程序伦理的基本样态。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1例聋哑文盲乳腺癌患者参与临床研究的伦理学分析

弱势研究参与者参与临床试验会引发一定的伦理学挑战,他们需要得到研究者、伦理委员会和管理部门的特别关注。以1例聋哑文盲研究参与者参与一项乳腺癌临床试验为例,探讨针对该研究参与者知情同意能力不足的特点进行的伦理学思考,以及为保障其合规地参加临床试验所采取的措施,进而为这一类伦理问题的应对提供思路。在临床试验实施过程中,研究者应评估研究参与者知情同意能力的水平,落实研究参与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合乎规范地履行知情同意。对于存在弱势因素导致知情同意困难的研究参与者,不应将其过度地排除在研究之外,而应该采取针对性的保障措施,促进临床试验在遵守各项伦理原则的前提下高效实施。

应用伦理学中的原则伦理

在应用伦理学中原则主义展现了如何将伦理应用到具体实践的一条进路。不同于诉诸一种基于某一最高原理并拥有普遍适用性的道德系统的演绎论,也不同于依赖以感知判断为基础的类比性评价的决疑论,原则伦理者寻求处于抽象的道德理论与具体的道德实践之间的所谓中位原则,为人们应对伦理冲突提供价值基准与论证依据的规范性导向框架。如果说不伤害、有利、公正、自主性属于比较经典的伦理原则的话,那么人权、尊严、隐私、责任则属于新近出现的并得到广泛认可的伦理原则。应用伦理学中的中位原则具有不证自明的品格,其实质根基便是人类的道德直觉。这些原则之间处于协调的融贯关系,其内容在实践中需得到具体化的解释和依情境的灵活权重。

从空间性阅读到“不仁”伦理学——《老子·五章》王弼注钱锺书说辨正

对《老子·五章》王弼注展开空间性阅读,可以看出钱锺书《管锥编》相关讨论于义未安。《老子》及王弼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仁”伦理学。在一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仁”的全然否定与断然拒绝(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绝仁)隐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仁”伦理学由客体而观之,持一种“无偏私的目的论”;由主体而观之,持一种“无私心的目的论”;合而言之,持一种“无私的目的论”。“不仁”伦理学尊重个体的本真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在二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由“天地不仁”推出“圣人不仁”,这种“法自然”的运思方式不仅没有陷入摩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也不宜视为一种谬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不妨视“不仁”伦理学为“做汉语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

论近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建构

中华文明作为一种伦理型文明,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历史久远,却并未形成边界明晰、研究对象确定的知识论传统。知识体系的建构依托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的发展,中国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近代经世致用和西学东渐的风习中逐渐探索起步的。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体例和标准在近代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在“照着说”的背景下,学界也开始探索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近代中国伦理学在中西、古今之辨的场域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定位,尽管难免煮成“夹生饭”,但仍然实际地迈开了“道德革命”的步伐。

教育伦理学现实“问题域”的分析与建构

学科知识的增长是一个漫长的累积性演进过程。教育伦理学作为在教育科学和伦理科学之间形成的交叉学科,以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从伦理视角给现实的、普遍的教育生活以规范的引导,并在此基础上划定了独特的研究范畴和现实“问题域”。从知识衍生发展的路径看,教育伦理学知识体系的累积与研究“问题域”的演进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伦理场域下关于“关系”“情理”“道德”等伦理学经典问题在教育伦理情境中的横向映射,另一条线索是教育场域下对于教育“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在教育伦理学知识体系中的纵向迁移。教育伦理学中国化研究需要遵循学科建设之道,实现学术的超循环,通过问题导向的学科知识累积实现学科进阶与学术超越。

“医学伦理学再启程”亟待破解的医学伦理课题

面临新境遇的医学伦理学,亟待破解的医学伦理课题有:医疗资本和医疗利益集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对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造成持续性损害;医学高新技术僭越伦理底线,无限制地对身体进行技术干预;医学技术权力与医学高新技术、医疗资本结盟形成挑战医学伦理的异化力量;确立利益伦理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确认患者利益置于首位是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首要原则;促进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结合,推进制度伦理建设与机构伦理建设是医学伦理学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

仁爱正义论: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儒家情感伦理学再讨论

中西方都有正义论的传统,而且其中都有作为情感伦理学的情感正义论的传统,但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作为“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儒家的基础伦理学——“中国正义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正义论,但其核心并非泛泛的“情感”,而是特定的“仁爱”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仁爱正义论”,这就是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该理论以“仁爱”情感来阐明所有社会正义问题,其要领是区分“仁爱”情感的两个维度,即“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博爱”):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正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爱的结果;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路径,则正是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博爱情感。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其情感机制是推己及人的情感“推扩”:首先是在“情理之思”中形成“良知”即作为道德情感的正义感(“知”“是非之心”)。然后是由正义感的理性化而形成作为情感理性的正义原则(“义”),即源于博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和源于生活“情实”的适宜性原则。最终形成“礼乐”文化,即根据正义原则,运用工具理性(“智”)来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同时以艺术形式(“乐”)来消除制度规范的人际角色“别异”所造成的情感疏离,形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和同”即社会和谐。

新时代中国伦理学的守正创新及智慧成果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伦理学人的学术共识和价值追求,新时代中国伦理学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学术自觉、学术自省、学术自强从事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是新时代中国伦理学守正创新的杰出成果。伦理学界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为指导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和基础理论,初步建构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同时对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新兴学科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一样,中国伦理学的守正创新也正处在“但到半途须努力”的爬坡过坎之征途上,需要当代中国伦理学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伦理学教材体系、理论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再启程的基础与方向探微

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是指始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一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40多年来,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医学伦理文化和医学伦理理论与实践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再启程形成了坚实的基础。再启程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时代性课题。今天学科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背景和境遇,中国社会高速发展驱动下的医学科技进步以及医学社会化步伐的加快,带来传统与崭新伦理问题的叠加,再启程成为对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面向“附近”的伦理学:不确定时代伦理探究的视域转换与理论建构

当社会处于“非常态”下原有道德规范失效与伦理经验失灵已成为当代伦理学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这是当代社会已成常态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临界状态与集中展现,另一方面应对伦理风险的现代伦理学策略在高度形式化与手段理性化之下左支右绌,对确定性的型构不仅未能规避社会的伦理风险,反而逼促不确定性伦理风险滋生肆虐。这一状况究其根源是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特质与现代伦理学范式“两极化”发展后果的双重风险叠加,现代伦理学是遗忘与忽视“附近”的伦理学,过度聚焦孤独的“个体”和趋向遥远的“实体”是其结构性问题的一体两面,“极近”与“极远”的视差致使伦理探究视域的“附近”隐匿和消失。重返与面向道德生活世界的“附近”,重塑与我们每个人临在的道德空间和直接交往互动的“邻人”的内在伦理联系,关注个体德性培养的具体实践过程,从而为当代伦理学提供一个伦理感知和道德感动的坚实基点,提供一种当代伦理理论建构及走出“非常态”的新视域。

罗国杰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开创性贡献

罗国杰教授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就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与发展而言,他呕心沥血积几十年之所成,带领团队矢志不渝地从事建设活动,并在理论与实践以及人才培养诸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极大地缩小了伦理学学科体系同其他相邻学科的差距,进而使伦理学学科得以无愧地立于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之林,发挥了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并为其培根铸魂的伦理妙用。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伦理之争——环境伦理学主要流派综述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日益加剧,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正当性,进而提出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保护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秉持何种环境伦理观。本文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流派进行综述,分析古典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伦理观、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等西方环境伦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启示意义。同时还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环境伦理观,说明儒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属于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而道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更接近于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表面上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的产物,实质上是长期以来环境伦理观在调节人与自然关系时发生偏差的结果。唯有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势头,才能从机制上实现“天地人和”的永续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关怀伦理学视野下的人与非人动物关系探析

当代关怀伦理学注重利用关系进路来研究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唐纳森和金里卡则进一步把公民资格理论运用到这一研究,通过区分不同类别的人和非人动物关系,来讨论人对它们的责任和义务。但该理论因无法有效回应非人动物是否可以公民化等一系列问题而遭到反驳。如果同样从关系进路展开,依托移情理论而非公民资格理论,把人类不同程度的移情运用到对家人、朋友和陌生人之上,进而用这三类关系类比家养动物、边缘动物和野生动物,并指出不同程度的移情关怀对应不同程度的责任和义务,就能够克服公民资格理论的缺陷,对关系进路下人与非人动物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