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伦理政策比较研究——以英、美、中三国文化机构及项目为例

为了解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信息伦理担忧和问题,分析公共文化机构及项目的信息伦理政策是必要的。文章选择英国、美国和中国公共文化机构及项目的信息伦理政策声明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观察法、统计学方法和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政策发布或更新时间、可读性等外部特征和信息版权、信息准确性、信息隐私、信息可获取性等内容特征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信息伦理政策存在政策内容的可读性较差、对信息伦理四要素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政策结构不完整、表述有缺失、信息准确性政策的可见度不高、信息隐私和可获取性政策缺失严重等不足,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艾滋病高危行为的伦理分析与公共伦理政策选择

艾滋病迅速蔓延与高危行为有着密切的直接关联。艾滋病高危行为的产生与行为者的伦理态度、社会伦理态度又有着深刻的关联。从伦理学角度分析艾滋病高危行为,可以从源头上了解高危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因。由此,从公共伦理政策构建的层面上对艾滋病高危行为提出干预,是有效预防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和措施。

企业信息伦理政策的现状调查与研究

调查企业信息伦理政策的现况与问题，从政策的规范内容、形成、执行、对企业的影响、实施时所遭遇困难、对其他企业推行政策的看法、实际案例等七个层面进行调查。希望对企业信息伦理政策现况进行完整调查，同时对制造、金融、与服务三大产业的信息伦理政策进行比较，并对未来企业制订与执行信息伦理政策提出建议，以期为企业信息政策的和谐发展提供科学的路径指引。

美国生命伦理学原则之争对中国伦理政策制定的启示

全球化时代,生命实践活动中纷繁复杂的理论问题,不断影响和制约着伦理政策制定的方向和动力。如何结合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探索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伦理政策路径方法,是当代中国生命伦理事业的重大课题。对当代生命科学伦理的前沿问题的争论与分歧现状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发达国家生命伦理学原则的深层哲学基础与国家伦理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对当前中国生命科学学科未来发展的伦理取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政府生态伦理政策的构建——以厦门PX项目迁建为例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各种生态伦理问题日益突出。运用生态伦理的理论和原则来指导政府决策,制定符合生态伦理精神的公共政策,就成为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必然途径。生态伦理政策的构建就是在传统政策模式的思维中添加新的生态伦理视角,把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贯彻到整个政策制定过程。

家庭、文化战争与生命伦理政策——评Mark J.Cherry的《性、家庭与文化战争》

Mark J．Cherry教授的《性、家庭与文化战争》一书以巨大的勇气将家庭范畴引入生命伦理学讨论的核心，并以此为出发点挑战了西方延续数十年的旨在削弱传统家庭的公共政策。如新泽西大学James Taylor教授所言，这是一本令人震撼的书。震撼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本书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义家庭观”的畅快淋漓的“批判”。自由主义已然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一伦理学说（乃至意识形态），由此衍生出的公共政策理所当然地将家庭看作是需要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以实现自由主义的价值目标，比如个人自由、自主决定、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等等。

艾滋病高危行为的伦理分析与公共伦理政策选择

艾滋病迅速蔓延与高危行为有着紧密的直接的关联。艾滋病高危行为的产生与行为者的伦理态度以及社会伦理态度又有着深刻的关联。从伦理学角度分析艾滋病高危行为,可以从源头上了解高危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因。由此,从公共伦理政策构建的层面上对艾滋病高危行为提出干预,是有效预防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和措施。

荷属东印度伦理政策改革与殖民地土著社会的嬗变

20世纪初,荷兰开始在所属东印度殖民地实施伦理政策,意图通过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来提高殖民地土著的福利水平,缓解殖民地的社会矛盾并维护殖民统治。改革过程中部分西化的殖民地土著上层贵族普里亚伊与中下层贵族和平民转型为新的精英阶层,导致土著二元社会的重构。新的精英阶层在西方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反思殖民地与荷兰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土著应作为一个独立民族而存在。他们阐扬与传播民族主义,公开表达对荷兰殖民统治的不满,逐渐构建起统一的民族认同,推动印度尼西亚反殖民运动的兴起。

国际组织基础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政策透视

选取2019年以来国际组织具有代表性的4个基础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政策,构建目标阐释、伦理方案和实施框架3个层面、9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进行梳理。以上政策深刻剖析技术影响,确定学生权益保护的紧迫性,通过参与机构责任分工、加强监测与评估、建立法律规范等举措,突围技术应用中存在的伦理困境,在目标层面指导政策实施和评估,在方案层面构筑数据隐私屏障,在实施层面鼓励各方协同参与。“公平与安全”“开放与自治”是4个政策的核心要义和行动指南。国际组织基础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政策的新动向体现出以人为本、关爱儿童的价值追求,强调因地制宜地推进政策落实。然而,监管规则的统一性和资源保障的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双减”政策的改革伦理思考

颁布“双减”政策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重大的改革举措。当前,改革成果显著,然而减负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并未改变,减负困境依然存在。基于教育政策伦理,以内容伦理、程序伦理和主体伦理为切入口,分析政策落地困境,溯源传统教育文化观念影响、政府科层组织结构影响、多元主体利益交织阻碍的深层原因。提出“厘清指向明晰、公正合理的政策内容”“完善民主科学、上下协同的政策执行程序”“规范和而不同、公益责任为重的政策主体”的建议,促进“双减”政策平稳持续运行,实现全方位有效减负的理想目标。

家庭政策伦理的价值取向与责任当担——评《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的伦理维度研究》

家庭主要指以婚姻关系与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亲属团体或生活单位;狭义上还包含户口、居住等因素,其实际操作层面的影响因素更多,因为在中国,成人与未成年子女以抚养关系组建的生活单位也是家庭的一部分。家庭在工业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家庭功能弱化、家庭责任与风险增大等各类家庭问题频频发生。基于此,对家庭政策的伦理价值取向进行调整与变革有其必要性。

公共政策规划中的伦理失范与治理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是公共政策伦理的逻辑起点。维护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公共政策伦理建设的根本方向,偏离公共性是公共政策伦理失范的集中体现。政策规划是在一定的政策价值指引下寻找具体方案的活动,是整个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环节。在此过程中,如果政策行动者违背公共性要求而对政策目标设定、政策方案设计、方案可行性分析实施不正当的干预,就会造成公共性的侵蚀与缺失,引发政策伦理规范的偏离问题。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政策规划过程对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维护作用,使政策规划的结果最终体现公共性的政策伦理要求。

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的伦理性及价值跃迁

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作为一种教育公共政策,其制定和实施洇渗着鲜明的伦理性,进而对资助行为具有导向性。传统的资助政策是在一种不对称关系格局中形成的主要指向和依赖个体道德的单向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引起伦理价值的消退和迷失。构建以底线伦理为基础、以边际伦理为补充、以理智伦理为杠杆、以美德伦理为导向的资助政策伦理体系,不仅反映了人文关怀和社会公正的伦理要求和公共目的,而且体现了资助政策伦理的价值跃迁。

教育政策伦理:内涵与基本问题

教育政策作为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配或调节的规定和规则,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如何分配、何种分配是"公正的"或"善的",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都强烈地要求教育政策实践从伦理学的角度予以回应与答复。因此,加强教育政策伦理研究,从伦理学的维度对教育政策中所蕴含的"道德性"或"公正性"予以论证与追问,无论对于提升教育政策实践的决策质量与伦理品性,还是对于拓宽教育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创新教育政策的研究视角,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殊教育政策演进:阶段特征、政策伦理、任务与挑战

我国特殊教育政策演进,大致体现为改革开放前强调"两类残疾儿童"特殊教育的基本规范阶段,改革开放后至十七大强调"三类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效率阶段,十七大至今强调所有残疾人的教育公平和质量阶段三个阶段特征。总体上,特殊教育政策设计是以人道主义关怀的政策伦理为核心,按照从"政治—人道"主义到"国家—人本"主义、再到"民生—人本"主义的政策伦理演进。当前,特殊教育政策演进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应对党和国家政治与重大政策的要求,应对教育财政投入和受教育残疾人口等发展要素的变化,应对实现所有残疾人全面小康与特殊教育发展水平差距的矛盾、社会治理转型与特殊教育管理体制的矛盾、国际融合教育理念与传统特殊教育的矛盾、粗放式发展与满足残疾人人本化教育需求的矛盾。

教育政策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教育政策伦理是指国家政府部门为实现特定教育目标,在调节与分配有限教育利益资源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伦理价值原则。教育政策作为政府部门解决教育问题的重要手段,必须具备相应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关怀,这不仅是政府行为合道德性的需要,更是教育活动自身的内在伦理要求。一般来说,教育政策应该坚持公平、人本化与效率等基本伦理原则。

我国教育政策伦理的演变与走向——以县域教师轮岗交流政策为例

教育政策伦理是"教育政策中的伦理",强调的是教育政策自身所蕴含的道德性,是贯穿于整个教育政策活动过程之中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原则的系统总和。探讨县域教师轮岗交流政策的政策伦理即"这个政策怎么进行调节才是好的"的问题。通过对我国教育政策伦理的演变的探讨,可以看出"逐渐还原的公共性"日趋彰显;通过对我国县域教师轮岗交流政策系统的运行现状的探讨,可以看出"错位的权力"仍居主导。因此,我国教育政策伦理的走向应当是以"复归于仁的教育政策"为归宿。

教育政策伦理及其价值诉求

教育政策是一种追求伦理价值的活动,伦理精神必然贯穿于教育政策活动的始终。教育政策伦理指教育政策安排或供给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原则,以及教育政策对教育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时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属性和伦理功能。从教育政策所规制的对象及我国当下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看,教育政策伦理具有"政策公正"、"以人为本"、"政策效益"等价值诉求。

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伦理困境及应对

教育政策应该坚持公平、人本化与效率等伦理原则。然而,对教师群体伦理诉求的忽视,折损了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公平性、公正性与合理性。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静态系统与动态运行中,存在着信息素养与教师民主参与性的背离、工具理性与政策人道价值取向的冲突、物质效率与政策非物化价值取向的纠葛等伦理困境。教育政策陷入伦理困境有以下因素:科层化组织管理的固化、技术化治理的政治逻辑偏向和“功利主义”的倾向等。从教育政策程序伦理、内容伦理和主体伦理等维度,应将教师群体由“旁听者”转为“局内人”,基于技术伦理规范向内重塑教师内生道德,发挥主体微观权力的道德化和再生功能,以使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变成一种更具伦理意义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