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小学伦理教科书研究综述

清末民初中小学伦理教科书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内容上都注意到传统道德转换:既保留传统道德成分,又有新道德因素。单种教科书研究较为深入。目前的研究仍有一些不足:内容研究缺乏深度,对编者关注不够,取材多限于某几种教科书,有待进一步加强。

论刘师培对中国伦理学独立化学科化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

刘师培是中国伦理学独立化学科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编著的《伦理教科书》以及撰写的若干文章,初步建构了一个中国伦理学的框架体系,使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伦理文化进化发展到具有独立品性和专门研究问题的伦理学学科发展阶段。刘师培所建构的伦理学框架体系具有融合古今中西伦理思想精义于一体的特点,不仅吸收西方伦理学知识和观念来改造和整合中国原有的伦理思想,而且结合中国近代道德革命和新式学堂教育要求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近现代伦理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促成了中国传统伦理向中国近代伦理的转型,促成了西方伦理学优秀成果的中国化转化。

社会工作伦理课程的教育境遇及其途径--以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工作伦理课程为例

社会工作伦理课程的建设是宏观制度性环境与微观教学各环节的系统性互动结果,只有各系统间的多元互动才能令其稳定发展。现阶段,社会工作伦理课程建设的宏观制度性环境相对封闭、认可度较低;中观系统的社会工作伦理教科书建设虽较为规范,但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课程教学适用性较差;微观的课堂教学各环节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其解决途径是,宏观制度性环境引导微观教学各环节,构建社会工作伦理教学的体制化,由此微观课堂教学的积极互动才能达到最优效应。

晚清新学制与现代伦理学的诞生

晚清新学制虽旨在维护伦常名教以巩固清廷统治,客观上却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在中国的诞生。新学制“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的设计观,为相对独立的伦理教育出现在官方教育体系和新式学堂中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新学制对伦理课名称、学时、内容、考核与教授方法的明确规定,至少在形式上使伦理教育走上了建制化的道路。新学制下伦理教科书的编纂及其内容的专业化、体系化,实质性地促成了一门有关“伦理”的知识体系或学科的初步形成。从学术史和学科史的角度来看,正是晚清新学制下伦理教育的普遍开展和伦理教科书的编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初步建立起来的专业术语和知识体系,为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为传统伦理思想由“过去”走进“现代”搭建了桥梁。

刘师培的“六经皆史”观

刘师培是近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政坛人物。在1905年前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的时期，他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对传统经学进行改造，以服务于新兴的阶级运动．他接过前人“六经皆史”的口号，把经学典籍视为科学研究的资料，大力阐发社会进化论，阐发重视科技、发展工商的思想，为图阐明“社会进化之秩序”，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伟大事业鸣锣开道。由于理论的局限性，他无法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无法对历史的进程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表达。

一种“思想资源”——井上哲次郎修身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的受容

近代日本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井上哲次郎依循《教育敕语》精神编纂的《新编伦理教科书》与《中学修身教科书》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日本的修身、道德教育,并对中国近代初期的修身、道德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在编纂体裁与内容等方面都参照了井上的教科书。通过对井上版与蔡元培版修身教科书的相关内容及思想的比较考察,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井上哲次郎的修身教科书在中国之受容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研究近代中国修身教科书中的日本'思想资源'以及近代中日两国道德教育的交流也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儒家伦理”课程中的国家认同教育

国家认同教育在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及民族团结等方面意义重大,是当今世界主权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一项重要职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保持国家民族特性,应对日益严重的"西化"危机,新加坡政府在中学道德教育科目"儒家伦理"课程中融入国家认同教育,在增强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伦理"课程中国家认同教育的内容,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