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现象学》与伦理文明观

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精神现象学》到底“现象”了什么?它不仅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思辨哲学体系,演绎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辩证法,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明观即“伦理文明观”。黑格尔哲学具有浓郁的伦理学气质,只是被其思辨哲学的巨大魅惑力所遮蔽,“伦理文明观”是其未被发现和揭示的“第三秘密”。“两个凡是”的信念、“精神——伦理道德——文明史”同一的精神现象学方法、“哲学的历史”的文明史把握方式,是《精神现象学》尤其是“精神”部分的三大形而上学基础。“伦理与‘真实’的文明——教化与异化的文明——道德与‘自身确定’的文明”,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同一的三种形态及其辩证运动。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两大伦理势力、男人与女人两大伦理原素、伦理行为,是伦理世界的四个结构性元素,它们的相互过渡,构成伦理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与它相对应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善与恶、公共权力与财富两种伦理存在、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两大伦理意识,是教化世界的三大结构及其现象学图景,“教化——启蒙——绝对自由与恐怖”,演绎由中世纪、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的文明史进程。“道德世界观”标志道德世界的生成,道德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只有义务具有本质性”的道德坚守,道德与客观自然、道德与主观自然之间“被预设的和谐”,是道德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伦理文明观是“哲学的历史”或“精神的历史”的文明观,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的道成肉身,它以“精神”为理念,以伦理道德为概念或灵魂,以文明史为定在或肉身。在黑格尔看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就是文明史进程中辩证演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伦理文明观”的精髓是“以伦理看待文明”,它对超越现代性西方文明的霸权文明观或所谓“文明的冲突”具有重要资源意义。但是,《精神现象学》的伦理文明观“现象”的只是欧洲文明史,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邂逅伦理型文化的中国传统,便显示出理论的灰色和解释力的局促,必须在文明对话中重新反思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价值,发现“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中国文明观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文明观:“非常伦理”的“最后觉悟”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层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原色和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已然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的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重建。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及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特质及深远意义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中华伦理文明的当代形态和社会主义伦理文明的中国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主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引领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文明。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从其建构特质上讲,有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武装和价值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的建设成果和价值陶铸,和对中外伦理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开掘和辩证弘扬。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根源于中华伦理文明的优秀传统和价值精髓,同时又是在同其他伦理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是一种以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伦理文明伟大复兴的伦理文明新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伦理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