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公共服务的伦理根据

服务是人类的一种基础性活动,没有彼此之间提供的相互服务,就没有人类的社会生活。服务无处不在,类型多样且形式不一。政府公共服务强调作为主体的政府以及公共行政人员为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行为和活动。政府的公共性和政府伦理关系既是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政府公共服务合伦理性或伦理价值能够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和伦理根据。

论司法公正的实现——寻求司法公正的伦理根据

司法腐败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个问题为何久治不愈?原因是复杂,其中对司法公正作出何种层面的理解并加以追求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法学上的司法公正存在某种“失真”,我们必须超越纯法学的意义,探寻它道德的灵魂实质。

智慧医疗场景下人工智能应用伦理问题与治理路径探讨

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医学伦理学与科技伦理挑战也随之而来。作者归纳了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现状,探讨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导致的医生主体地位被削弱、数据或隐私安全风险增加、医患信任危机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事故责任界限模糊等伦理问题,剖析了上述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从强化医生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信息数据保护制度、增强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感、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事故责任界定体系等5个方面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为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助力医疗发展提供参考。

课程思政与工程伦理教育融合育人模式探索

基于课程思政的隐性教育、系统性工程、多方合力等特点,通过构建“全覆盖”理论课程体系、“全链条”实践教学体系、探索多元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建立第一二课堂有机衔接和建设保障体系等措施,在材料类专业中推行课程思政与工程伦理教育融合育人模式。通过改革实践,实现课程思政、工程伦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全面融合,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与工程伦理素养显著提升。该探索将为工科院校本科生工程伦理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人工智能养老的伦理困境反思

人工智能养老是人工智能与养老服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兴领域。中国社会正值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加速期与上升期,人工智能为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也面临着严峻的伦理难题和挑战。面向老年人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为价值目标。理念赋能,维护老年人的权利与尊严;关系赋能,倡导多方协作共担责任的伦理治理;技术赋能,弥合老年数字鸿沟;心理赋能,提升老年人内在自我效能。

医学伦理学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贡献与新作为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进入新阶段。中国科技伦理的研究与实践是沿着两条进路开展的。一条进路是从一般伦理原理出发,推导出具体科学和实践的规则;另一条进路是从科学研究的问题和科学技术事件和案例出发,逐步形成针对科技过程中某一类特定现象或问题的伦理治理原则与共识。医学伦理学研究也是这样形成医学道德传统和现代生命伦理学传统的。在伦理治理实践中,医学伦理走在科技伦理的前列,形成了科技伦理研究与发展的“先行区”、伦理审查建制化“探索者”和科技伦理治理的“示范区”。伦理治理意见的出台不是医学伦理治理研究的终点,医学伦理学需要有新的作为。一是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再思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对两条研究进路的再思考,两条道路平衡发展互相支撑。三是对伦理与法治关系的再思考,不断提高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体育伦理的现实考量及规范方略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下,数字体育已成为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数字体育伦理问题也随着其发展的深入而日益凸显。本文从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体育伦理的本质内涵出发,科学揭示数字体育伦理的特征,系统考量当前数字体育伦理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数字体育伦理的规范方略,为数字体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面向智慧教育的技术伦理取向与风险规约

当前,智能技术与教育的全过程融合正推动教育方式发生深刻转变,同时衍生出算法歧视、技术滥用、隐私泄露和教育主体错位等技术伦理风险,如何规避风险以最大化享受智能技术红利成为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为此,文章首先分析技术伦理相关报告文件,刻画智慧教育在智能技术、教育主体、教育数据和教育监管四个向度的技术伦理取向;然后,文章剖析“教-学-管-评-练-研”六大智慧教育典型场景下的差异化技术伦理风险表征,将其产生根源归为技术工具失信、教育实践失范和师生素养不足三个层面;最后,文章从技术升级、风险管理、问责监管、数据流动和素养提升角度给出风险防范与治理建议,助力智慧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伦理周期——以ChatGPT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技术创新突破性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伦理风险:隐私暴露与信息安全控制风险;虚假信息派生所带来的信息传播风险;算法偏见所带来的决策和政策风险以及责任界定模糊风险。运用“索洛悖论”理论,将伦理进步看作是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函数,可以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伦理推动的“技术创新索洛周期”。基于此,要跨越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鸿沟”可以采取以下对策: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规制,推动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强平台监管,完善流程标准化管理,规范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落实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环境,探索更多行业重塑的可能。

医学伦理学发展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伦理学的主轴。当今医学伦理学面临崭新的境遇,资本、技术、权力和全民健康等问题,已经构成医学伦理学应对和挑战的主要课题。新形势向医学伦理学提出了种种新任务,探索完成这些新任务的政策建议和伦理举措;适应新形势医学伦理学如何加强自身理念的充实、创新和提高;在新情境下如何促进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内的全面覆盖,让医学伦理学在医学中深深扎根,促进医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健康,都是开启医学伦理学新征程面临的担当。

积极伦理观下算法歧视治理模式的革新

算法技术已借助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其也因技术中立性不断遭受现实挑战而呈现出事实上的歧视性。重新审视算法歧视及其治理路径是发挥算法积极作用、避免算法消极影响的重要前提。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下的算法歧视治理模式存在价值观念偏航、治理结构失衡及技术治理落后的问题,影响算法歧视治理实效。社会发展促进了伦理观念的革新,积极伦理观的树立可以为算法技术向善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引。算法治理结构的优化及反歧视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纠正算法歧视的重要前提,理念、制度及技术三维措施的综合运用方可在算法领域实现科技向善的伦理目标。

儒家生命伦理融入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效果

目的:探讨儒家生命伦理融入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效果。方法:采取整群抽样法,以2018级312名(对照组)和2019级266名(试验组)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模式,试验组开展融入儒家生命伦理的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课程结束后调查试验组护生对课程思政的内容和效果的感受,分析两组护生关怀能力、服务老年人意愿和考试成绩。结果:试验组266名护生中96.2%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对医学生有可借鉴的智慧和思想,83.1%认为教学设计参与性和启发性较好,92.5%对课程评价总体满意。与老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家庭关系、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程度会影响护生服务老年人意愿(P<0.05)。试验组护生关怀能力、服务老年人意愿、考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将儒家生命伦理融入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有助于提升护生关怀能力和服务老年人意愿,促进其道德品质提升,更好地满足社会对老年护理人才的需求。

前沿科技的深层次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当前,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伦理风险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正在走上制度化发展之路。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我们必须切实把握作为科技伦理治理重点的前沿科技的特征,揭示其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深层次伦理风险,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科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解,探索和重构风险认知的底层逻辑。其一,充分认识新兴科技驱动的科技社会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以此理解前沿科技深层次伦理风险的结构性实质。其二,立足前沿科技伦理治理的开放性实践,将科技伦理的风险认知和规范视为相关群体不断更新的集体认知和工作假设。其三,强调前沿科技风险认知的系统性与可塑性,赋予科技和创新更大的可能性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树立科学认知的伦理边界、设置合理的伦理法律门槛、形成具有开放性和整体性的治理机制、增进公众科技伦理素养以及遵循相称性原则等面向深层次科技伦理风险的预控和应对之道。

数字治理伦理的创新性发展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崛起将社会治理带入一个崭新的数字时代。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其关键环节不仅在于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伦理原则尚不能完全适用于数字治理实践的需要。因此,为促使数字治理最终迈向善治,数字治理伦理的创新性发展已势不可挡。在数字治理进程中,其伦理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数字治理主体伦理由传统一元价值取向迈入现代多元价值共存;数字治理决策伦理由传统形式正义迈入现代实质正义;数字治理服务伦理由传统公仆意识淡薄迈入现代人民至上的全面强化;数字治理监督伦理由传统程序的非整全性迈入现代程序的公正性。

ChatGPT应用中的科研诚信风险及其伦理治理

作为具有高度人工智能特点的新成果,ChatGPT自面世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其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生成性的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人机交互能力在为科学研究提供有力辅助的同时,也产生了科研诚信的隐忧。ChatGPT在辅助科研中存在的诚信风险主要包括:信息失真的风险、剽窃侵权的风险、科研失德的风险。要规避这些风险,就必须对ChatGPT的应用进行伦理治理。ChatGPT使用应当遵守公开知情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共同责任原则。唯有强化研究者的道德自觉,建立ChatGPT伦理审查机制,构建ChatGPT科研诚信伦理控制体系,才能确保ChatGPT在科研辅助中满足科研诚信要求、具备道德正当性。

交集与汇通: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兼与其他学派关系的思考

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从业者秉持踏实勤恳、理性自制的职业精神,在电影制作的复杂流程中,各司其职、尽职尽责、高效配合,使电影实现品质和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工作伦理”精神体现在电影的内部/外部层面。在内部层面主张制作表达大同性、常人化伦理观的电影作品,并与电影伦理学共同关注中国电影对伦理底线的恪守;但电影工业美学倡导对伦理表达方式的宽容。在外部层面,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的大众文化品性,即对新老受众群体——“常人”所赏之美给予尊重。其“工作伦理”精神则与电影共同体美学在电影系统的和谐高效方面追求一致,但主张避免过度注重整体共情,造成电影审美上的单一。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旨在通过维护电影制作过程的伦理和谐,提升电影的品质,促进电影传递正向伦理,丰富其伦理品格。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伦理学和电影共同体美学交集汇通、“互文”互见,既提升了中国电影的伦理品格和人学高度,也是对“中国电影学派”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建构务实的有效实践。

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几个重要伦理问题

作为未来人工智能或强人工智能的一种架构,通用人工智能必然会产生一系列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通用人工智能作为人工自主道德系统的主体性、安全性、伦理责任和伦理增强问题、可控性和社会化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直接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在通用人工智能还未真正来临之际,人类有责任对其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哲学和伦理反思。

技术伦理视域下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审视:现实表征与规避策略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技术,在凸显其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显现出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美国作为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国家,其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表征和规避策略更具典型性。美国教育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见、歧视: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和技术漏洞时追责困难;海量数据搜集会侵犯学生多种权利;学生长时间使用智能系统可能面临发展障碍,出现“成事”与“成人”的价值冲突。为规避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美国制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算法监管,出台数据保护指南和法案,并规范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国应借鉴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制定和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相应政策,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全员联动监管机制,研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培养和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数据伦理框架:国际对话与中国化的构建路径

数据伦理框架作为国外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数据治理效能、优化数据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欧美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数据伦理框架,对其基本架构和深层逻辑的探讨可以为我国数据伦理框架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对我国数据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调研法和内容分析法,对8个国外数据伦理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国外数据伦理通用的框架、结构和运行模式,借鉴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的模式及实践经验,对我国数据伦理框架参与国际数据伦理对话以及中国化构建路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相对稳定,并具有规律性,确立了以法律体系为支撑、以基本原则为核心、以行动方案为指南的数据伦理逻辑框架,形成了“法律体系—伦理框架—伦理说明”为一体的以伦理问题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人工智能生命:演化方式、危险与伦理考量

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最主要的分类之一。在存在论层面,弱人工智能是人类生存的技术手段,而强人工智能则是如同其他生命一样,可在真实世界中生存的人工的智能生命。按照生命演化史上其他生命,特别是人类的进化模式,作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演变不应是奇点式突变,而应是渐进式进化。如果说弱人工智能的威胁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新的技术威胁,那么人工智能生命的威胁则在于生命演化史上首次可能出现类人类和后人类生命,这改变了人类在生命演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后人类生命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在人类视角和生命共同体视角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