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责任意识与伦理自主——关于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逆向思考

当前行政伦理问题研究存在的缺陷是:行政伦理问题界定过于宽泛,导致行政伦理建设途径设计的宽泛化。而且,这种途径设计集中到一点,就是制度化(法制化),制度化设计方式是解决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不应该构成在行政伦理领域重制度、轻德性的充分理由,相反,我们应该提倡从制度———责任意识———伦理自主的逆向思维,培养和确立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这应该成为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也应该成为行政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广大公共行政人员应该切实树立"行政为民"的思想。

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界限及可能性证成

个体道德理性约束的有限性和社会伦理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以公权谋私利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凸显。仅凭公务员的道德自律不足以对其行为进行规约,需要有一种外在力量制约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和权力滥用现象。行政伦理法制化是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转化成法律规范,以发挥法律的强制力对破坏规则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严惩。在实践中,行政伦理法制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是解决当今社会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行政的特殊地位及行政伦理失范的现状、个体道德意志的有限性及伦理道德的非全能性使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成为必要。而法律制度与伦理道德的内在联系及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经验又使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成为可能。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限度问题是需要我们审慎把握的。

算法劳动管理的伦理诉求及其法制建设研究

在平台劳动管理中,算法技术扮演了多种角色,主要表现为“劳动过程的控制者”“工作表现的评估者”“奖惩制度的实施者”等。然而,从实践情况来看,在算法技术为企业带来巨大管理效益的同时,基于算法的平台劳动管理也面临着算法伦理、发展伦理、责任伦理等多个维度的诉求。这些诉求须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才能获得其应有的价值。具体而言,国家应当基于算法设计者、平台从业者以及平台企业三个方面的立场,对应展开伦理的法制建设:其一,将算法设计者纳入算法伦理的建设环节,以回应算法伦理诉求;其二,构建平台企业与从业者的对话机制,制定专门的从业者报酬劳动基准,以回应发展伦理诉求;其三,强化企业关于算法管理的社会责任,强制平台企业承担用工责任保险义务,以回应责任伦理诉求。

发达国家行政伦理建设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伦理建设是各国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发达国家在长期的行政伦理建设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行政伦理法制化、独立的行政伦理管理体系、依靠社会力量开展行政伦理建设和监督等。借鉴国外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有效地促进转型时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即加快行政伦理立法、推进公共行政公平化、强化行政监督的独立性以及增强公众对行政伦理建设的参与程度。

政府治理能力建设进程中行政伦理的价值意涵与功能实现

制度建设和技术运用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最基本路径和关键所在,但仅依靠技术性和工具化手段,忽视对公共行政伦理的重视和追寻,必然导致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方向上的偏差,无法实现公共福祉,易出现权力异化和行政伦理困境。因此,政府治理能力建设须重视行政伦理的价值和作用,构建和完善“人民至上”的行政伦理理念和相应的行政伦理规范,并通过宣传教育、制度伦理化、伦理法制化等多种途径将这些行政伦理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熔铸于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制度和政府治理行为之中。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立法研究述评

基于腐败治理和公务伦理法制化的现实需要,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立法是我国廉政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前我国对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立法的研究呈现出表面的繁荣与内在的贫瘠,我国的财产申报研究需要告别简单的制度设计式研究进路,迈向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理研究与制度建构相结合的新路径。

西方政府处理官员自利与公共利益矛盾的经验及启示

一、西方政府处理官员自利与公共利益矛盾的经验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铲除官员自利根基行政伦理是一种软约束，其作用的发挥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但它一旦与法律结合，则既能够继续发挥其内在约束的功能，又能够获得有效的外部保障。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将行政伦理规范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如美国国会早在1978年就通过了《政府道德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