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情伦理立法到亲属权利立法

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亲属权利立法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本质差异。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现代法律中共通的亲属权利立法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双重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亲亲相隐"制度对确立我国的现代亲属权利制度具有启发,但其转化重构是有所取舍的。我们需要从以家庭为本的亲情伦理立法到确认以人为本的家属权利立法,实现传统法的转化创新。

我国第一部公务员法留下的遗憾:缺少可操作的伦理立法

2005年4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我国第一部公务员法,它的出台使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在行政法治化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它的立法成就不言而喻,但它留下的遗憾:缺少可操作的伦理立法让人深思。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社会信用机制尚未建立等是伦理立法的障碍。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公职人员伦理立法问题

完整的国家反腐败立法包括预防腐败的公职人员伦理法。我国应当加紧进行公职人员伦理立法,结束目前公职人员伦理规范碎片化状态,为监察委员会提供完整的执法依据。在立法进路上,可制定专门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以便与监察委员会职责范围全面对接。考虑财产申报制度的特殊性,可单独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作为公职人员伦理立法的组成部分。

我国行政伦理立法内容浅议

当前我国对行政伦理进行研究的许多学者都提出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行政伦理法 ,本文通过对国外行政伦理立法的介绍 ,结合我国的实际 ,对我国行政伦理立法的内容提出了几点建议 ,希望能对将来我国行政伦理方面的立法有所帮助。

探析我国行政伦理立法现状

行政伦理立法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和立法难题,成文和不成文的约束规章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而兴起,如道德、制度、法律等。法律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内生性的具有伦理基础。自行政从政治的意涵中分离后,加强对行政权利组织设计、制度运作的监督就成了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我国的行政伦理立法观念进行追寻,探究我国公务员的道德立法法规和实践现状,从思想和实践两层面把握我国行政立法的逻辑和现状,并对其中的立法缺失提出思考。

我国科技伦理立法的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确保人类科技实践始终沿着正确的价值导向行稳致远,离不开科技伦理这一导航器、润滑剂和意义源。当前,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伦理挑战日益增多,呕须提高科技伦理法治化水平,尤其要发挥科技伦理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我国科技伦理立法的原则与路径

我国科技伦理立法的背景包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伦理立法工作、党和国家作出科技伦理治理重大决策部署、我国科技事业发展面临着重大伦理风险、科技伦理治理成为国际战略博奔的焦点。我国现有科技伦理立法体现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但存在起步较晚、领域分散、内容抽象等问题。

论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

本文在客观叙述孟子的立法目的以及仁爱、亲亲等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力求准确评价孟子的法律伦理思想对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阐发其对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

“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

立法伦理的向度及其实现

立法伦理作为对法之创制活动的应然性规定,具有从"源头"上确保法治成为善治的重要意义。在向度上,立法伦理表现为所立之法应该符合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要件。而通过法之创制使价值形态的道德内蕴于法律之中,将一定的规范形态的道德转换为法律规范,则是立法伦理实现的两个方面。

“伦理的立法”与“法律的立法”的区分——理解康德“权利科学”的理论前提

康德在他的"权利科学"当中,首先对"立法"进行了划分。按照立法所依赖的原则不同,康德把立法区分为"伦理的立法"和"法律的立法"。前者是按照道德法则的义务概念而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内在立法";后者则是允许在道德义务概念之外具有其他意图,由外在立法机关所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外在立法"。这一区分是理解康德立法思想的理论前提。

《蒙古——卫拉特法典》立法伦理思想初探

《蒙古-卫拉特法典》是古代蒙古族三大法律文献之一,被俄国著名东方学家雅金夫·比丘林称为"十七世纪蒙古社会的一面镜子"。该法典最具代表性立法伦理思想包括:"天人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尚善行善"的黄教伦理思想,尊重妇女的社会伦理思想。

《唐律疏议》立法伦理思想探究

对《唐律疏议》法律伦理思想的探讨——从深层去把握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内涵,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这有助于沟通现代西方法律的价值理念和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理念。其目的在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以借鉴传统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借鉴之可能性。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它以信任与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根本目的,强调对社会的整合治理。该模式对行政伦理提出了公益至上的公平正义、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实现最广泛的合作与信任等要求。为了有效建设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可从内部与外部控制入手,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强化行政伦理监督;进行行政伦理宣传,开展行政伦理教育与职业道德培训,培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实施道德激励。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公务员伦理法制化问题探讨——以日本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为例

当前,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其中尤以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备受关注。作为中国的邻邦,日本在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上有着较为严谨的结构和相对成熟的经验。通过追溯日本公务员法制化建设的由来,剖析其在伦理立法、伦理法制管理与监督、伦理法制内容,以及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养成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旨在呼吁中国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公务员伦理相关立法、加强公务员伦理法制管理与监督、丰富公务员伦理法制内容以及提高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

制度伦理与政府职能的完善

制度伦理的两个维度——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不仅使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保证了制度从形式到内容及至实施的道德合理性;而且使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得到法律保障,有助于引导行政人和社会公众选择道德的行为,克服制度运行中的异化,从而达到完善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体系探析

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对有效防止这种利益冲突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行政伦理进行立法来建构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体系,其主要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育与惩处体系等组成。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多发、频发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并成为诱发腐败、影响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制的、多种措施密切配合并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从“权利科学”看法律立法中的义务——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人学立场及其缺陷

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把关于"法律的立法"的学问称为"权利的科学"。这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把道德称为"伦理的立法"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伦理的立法作为"义务的科学",其中义务是内在于该种法则之内的概念;而法律的立法作为"权利的科学",其义务是外在的。但义务如果要成为积极的自由,就需要把法律的立法从外在义务转变成内在义务。康德提出的人学立场的解决方案没有最终实现这一转变,但为黑格尔提供了理论基础。

行政伦理的路径选择

行政伦理建设关乎整个国家行政队伍的命运，也是行政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目前我国的伦理建设中还存在着思想层面上的缺陷和各种行政行为的伦理失范，本文从分析伦理失范的根源入手，进而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