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道德上的“好”:一种伦理语境论释解

如何诠释“好”的含义乃道德哲学界一大难题,主要原因在于它蕴含特殊的规范性:说出含“好”话语不只意在表征现实世界,更在于鼓励或引导听话人实施某种道德行为。传统上,学者们或援引另一类规范性概念、或借助词源学上的“标准/准则”、或依据行事理由等来解释“好”的这种规范性,但结果皆不尽如人意。本研究提倡采用伦理语境论视角,指出在道德观和已知信息既定不变的前提下,“好”的意义受到特定语境中道德主体意欲达成的目的的影响,而它们所表达的规范性则体现在道德主体努力实现欲成目的的过程之中。借此“,好”所具有的形而上规范性意义便可转化为更加具象的自然意义。

伦理语境·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文城》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通过对余华小说《文城》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分析了伦理语境、伦理身份及斯芬克斯因子在小说中的呈现过程及价值意义;揭示了“乱世”的伦理语境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基础;阐释了导致伦理困境发生的原因是人物伦理身份的混乱;解析了人物形象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并诠释了理性意志在伦理选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城》丰富的伦理意味,使人性中“善”的高尚和“恶”的可怖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展示,也体现了余华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思考。

人与自然:从哲学语境到生态伦理学语境

在哲学语境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基本话题,它构成了生态伦理学语境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背景和哲学基础。西方哲学语境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具有三种形式,即古代形式、近代形式和现代形式。以此为背景和基础,生态伦理学中分别具有了以第二种形式为背景和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似乎以第三种形式实质以第一种形式为基础的自然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是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学说,它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以第三种形式为背景和基础因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学,并且有效彻底地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那就必须真正接受第三种形式的启示,在自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有机融合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伦理语境下的奥威尔批评

在文学批评的浪潮中,国内外学者针对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各抒己见。立足当时社会的伦理语境,通过分析奥威尔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等,旨在批判当时社会严重的政治伦理问题。如果脱离伦理语境来看奥威尔的话,难免会忽略作家的良心和使命感,忽视他创作的价值和道德教诲功能。

家庭伦理语境下的犯罪原因研究

几乎所有的违法犯罪都与其家庭相关。在家庭伦理语境下分析犯罪的产生,有恋爱自由被破坏、多角恋爱、爱情欺诈、爱情被金钱玷污、婚前性行为等爱情伦理方面的原因;有婚外情、重婚、错误的性伦理观念等婚姻伦理方面的原因;有对尊老爱幼人伦的违背、夫妻不和、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以及邻里纠纷等家庭道德方面的原因。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已知的世界最古老的史诗。从文学伦理学的理论出发,文章分析了这部史诗的内涵与特征,并进一步考察了其所处的伦理语境,即丈夫、祖先权责更大的家庭关系以及家国一体的社会服从关系。史诗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是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一度突破伦理语境行事,最终又回到原有的伦理语境中,反映出新的伦理语境构建的潜能。从史诗的伦理语境可以看出,《吉尔伽美什史诗》比西方的《荷马史诗》更具备伦理属性。这是因为东方民族更注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与伦理关系。从深层动因上来说,东方有其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协作。

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新乡愁”

伦理衰退和共同体解体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其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市场主体明显高于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土均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处于悄然消失中,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争之事实。通过想象和寻找乡土社会的“新乡愁”,希望可以唤醒尚未完全沉睡的乡村乡民,重新发掘出乡土中国的伦理式共同体。

商事调解员公正性与当事人自决权的冲突之解决 ——基于语境伦理学视角的探讨

现有的商事调解伦理要求商事调解员既要保持公正性又要尊重当事人的自决权。然而,实践中商事调解员公正性与当事人自决权经常发生冲突。把语境伦理学引入调解程序具有诸多优势,能够有效地避免这种冲突。但是,在运用语境伦理方法时,为避免调解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应当构建一定的商事调解语境伦理原则作为商事调解员遵守的指南。相较于法律正义,商事调解的语境伦理方法能实现一个更加正义的争端解决结果。

论现代教育伦理语境中的个性与差异性

以"爱"为行为逻辑的教育模式,其出发点都是自己,对他人行为的评价标准是自身的需要。因此,这仍然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伦理建构和道德理解。以个性为根据进行相应的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尊重的教育。它不是沿袭传统划一性、僵化性和封闭性的教育模式,而是尊重个人,发展个性,培养自我责任意识的观念。主体性与权利享有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在契约交往中,个性的约束是通过对话来达成的。

中国电影翻拍片叙事伦理研究——以悬疑犯罪类型影片为例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大规模购买优质外国电影剧本版权进行翻拍和发行。翻拍可快速地带来高效益,规避原创故事的市场风险。每个国家电影创作中,社会历史、文化思想传统等因素会影响电影的本土化创作过程。翻拍片展示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系统、美学传统、电影传统,以及观众的欣赏习惯。中国电影翻拍片的理论研究日益丰富,尽管有关电影伦理学的论述不断出现,但对中国电影翻拍片的叙事伦理研究尚付阙如。从电影叙事到叙事伦理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电影叙事学和伦理学的交叉研究,为电影叙事伦理研究提供新维度,为中国电影的道德建设以及电影翻拍片的叙事伦理完善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持。文章运用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法,研究原作与中国翻拍片的叙事伦理差异与道德挑战。两者背后存在的伦理思想和文化差异,通过对比分析叙事改编的特性能更好理解其叙事伦理策略、人物伦理形象及行为。文章探讨了中国电影翻拍片悬疑犯罪类型影片叙事伦理的目的、意义、方法,总结出电影翻拍片中伦理秩序与价值规范裂变的不同层面,着重于中国翻拍电影的叙事伦理本土化,即在叙述过程中如何进行故事本土化的创作,如何进行本土化伦理取向与价值选择。期冀为中国翻拍片创作与研究提供启发与借鉴。

翻译伦理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伦理研究》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主体,译者必须遵守一些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译者应该具备诚信、责任、规范和正义等伦理规范,树立正确的翻译荣辱观。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骆贤凤专著《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伦理研究》,就是一部翻译伦理研究的力作。

经典重释: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哈姆雷特》解读

从文学伦理学的视野重新解读文学名著,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而且为深入阐释作品的主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视角,以"为父复仇"这条伦理主线所营造的文本伦理语境为环境,通过分析戏剧中哈姆雷特伦理身份的转换所产生的伦理效应来阐释作品的伦理特征。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伦理隐喻

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行文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大致可归为三类:场景、事物及人物。场景隐喻与伦理语境相照应,事物隐喻暗示重要伦理结的结构与解构,人物隐喻体现斯芬克斯因子的一体两面。这些重要隐喻与主要伦理线相呼应,抒写了战后"迷惘的一代"对于美国梦幻灭的悲哀,表现了作者对如何在精神荒原上重塑传统价值的深刻思索。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文学伦理学批评(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是以聂珍钊教授为首的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文学批评方法,它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阐释和评价文学的批评方法。本文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核心术语伦理选择、伦理身份和伦理语境探讨并解读斯托夫人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谢尔比的道貌岸然、汤姆的窝窝囊囊、逆来顺受和凯茜毒杀幼子的"变态"行为。

哈罗德·品特《背叛》中的婚姻伦理初探

哈罗德·品特于1978年创作的《背叛》是一部关于婚姻出轨的伦理剧。剧中以婚外情为主题,通过"倒叙"的叙事结构,将婚姻伦理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伦理现场予以呈现。哈罗德认为,婚外情的出现是没有被抑制的人类的自由意志,摆脱了道德责任的理性约束后的结果。本文从自由意志、理性意志以及意志冲突与伦理语境三个方面对该剧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

批判理论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兼评王凤才教授新著《承认·正义·伦理》

王凤才教授新著《承认·正义·伦理——实践哲学语境中的霍耐特政治伦理学》一书试图对霍耐特政治伦理学进行系统重构与批判性反思,主要是阐发霍耐特思想发展第二阶段"承认理论完善与正义论构建",同时也兼顾了霍耐特从承认理论到政治伦理学思想发展的整个轨迹。该书作为《蔑视与反抗》的"姊妹篇",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学界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新发展研究的新领域。在作者宏大的学术规划——"批判理论六部曲"中,该书的研究成果处于整个批判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应该说,该书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为21世纪国内外的霍耐特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实践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阳明心学的“心即理”与“心”非“理”——基于认识论的“心”“理”关系再思考

阳明心学“心即理”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命题,并不是将“心”上升到与“理”为一的本体论高度,而仍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探讨“心”“理”关系,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将“心”的认知能力分离为能上达“天理”之善源与下至普通人“日用之知”的路径,强调对“天理”认知的简明性。它是阳明心学通过吸取禅宗“直指本心”的认识论方法,而以“心即理”命题,将“悟”道主体与被“悟”对象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使士、农、工、商能够更加简捷地“明道”“悟理”,由此从另一角度开启儒家由“未发”到“已发”的上达“圣贤”的修养路径,本质上是从道德修养及儒学传播角度对朱熹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支离破碎”弊病的修正。可以说,阳明学说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文化语境及儒学“资治”理念的特有产物,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意蕴。

论程婴之妻角色变迁的意义

悲剧《赵氏孤儿》从故事的起源到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到明代的《八义记》再到清代的皮黄戏,一直缺失程婴妻子的角色;而传到法国,经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则首次增加了依达姆这个重要女性角色;但在中国从清末京剧《搜孤救孤》才开始考虑到程婴妻子角色的重要性。这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妇女在伦理文化语境和女性意识觉醒方面的差异。

自由意志、理性意志与“激情之爱”——《背叛》中“婚外情”的伦理解读

哈罗德·品特于1978年创作的《背叛》是一部关于婚姻出轨的伦理剧。剧中杰瑞与爱玛之间的"婚外情"揭示出人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体现出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因"欲"而起的"婚外情"是其自由意志没有得到抑制、摆脱道德责任的非理性意志占据上风的结果。激情过后,自由意志的力量渐渐减弱,理性的回归成为必然。杰瑞的归家选择是其伦理意识回归的表现,其间,理性意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倒叙"的叙事结构,作者将剧中"婚外情"行为还原至20世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后期两个不同时代的伦理现场,对之加以客观呈现,说明意志冲突导致或抑制"婚外情"的原因是在不同的伦理语境中形成的。这部剧作对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的婚姻伦理关系也有着重要的道德警示作用。

师德建设的语境障碍及其突破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交锋的教改语境、道德体系艰难转型的伦理语境、重心错位的管理语境给师德建设带来的障碍不容忽视。实施素质教育、抵制应试教育的教育改革语境与应试教育氛围二者的交锋,使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面临诚信危机;伴随全社会范围内伦理道德体系的转型,教师拥有了走下神坛的机会,但无私奉献仍然是师德标兵的首要标识,给师德建设带来特殊的困难;强调量化考核的教师管理与评价制度促使教师重视考试分数、热衷于论文发表,不能踏实工作,潜心探索。惟有突破深层语境障碍,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才能切实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