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伦理转换

市场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大转型。这样的大转型若没有相应的伦理观念转换为其支持,市场经济的确立就不可能具有正当性。基于上述立场,笔者从历史维度考察了市场经济在西方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伦理的转换。通过考察,指出市场经济在西方兴起时,伦理观在宗教、政治、经济三个方面都经历过转换,并非只有宗教伦理发生过转换,又阐述了宗教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的转换在市场经济确立中各自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得出基本结论:伦理观念与时俱进的转换是市场经济在西方顺利兴起和健康发展的内在保证。

自然灾害中的伦理转换与法律定位

就伦理转换而言,常态的竞争伦理向灾难中的互助伦理的转换是人类理性中集体生存和回复常态的理性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从地震中走出以后,除了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和感激之外,一定对社会层面在灾害时刻呈现的"互助伦理"有了深刻的体认,这是我们矫正常态社会伦理的重要契机。同时,从灾害中的法律定位来看,中国经验里的"政治动员"模式代表了一种整体性的国家伦理,在应付灾难方面具有显然的优势,但其实际效应却随着救灾进程的推进而逐步衰减,并日益依赖于成熟的法律机制的配合。必须确认国家伦理性的有限性,并重视重建过程的法律机制建设,正当回应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化需求,促进灾难状态的正常化恢复。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爱民情怀、崇父情结与伦理转换

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以女儿视角讲述故事,以爱民主题整合情节,追寻焦裕禄的民间道德基因;以“崇父情节”编码新时代父亲形象,寻找价值与信仰支撑;以家庭叙事与社会伦理转换的方式,唤起强烈情感共鸣,为观众呈现出一部有温度、有力度的作品,成功完成了对焦裕禄形象的时代重塑。

儒道与治生之间——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中的对峙与融通

本文将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概念——“差序格局”引入儒教经济伦理观念的框架中 ,揭示出体用、本末等反映儒教经济伦理的重要语汇及其大致的分类 ,也注意到它们对俗世性的产业行为、职业观念等所具有的规约导控作用 ;进而以“儒——商”、“农——商”这两种对峙性的经济伦理观念作为切入点 ,剖析了业儒与事贾之间两极性的传统经济伦理的基本特征 ;但是在明清时期 ,商界群体在商业活动中却努力地以“理——欲相通”说不断消解着原本对峙的经济伦理 ,致力于粘合二者之间的嫌隙 ,儒道与治生得到了有限度的结合 ;时至晚清时期 ,这种有限度的结合又实现了近代意义上的转换。经济理性主义虽然成为近代商人群体的圭臬 。

规范与美德的并存与互补:历史视角

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是生成道德整体系的两个源头,也是伦理学的两大传统和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并有其各自的特殊功能,在其长期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展示了各自的长处与短处。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德伦理的长处正是规范伦理的短处,美德伦理的短处正是规范伦理的长处。美德伦理犹如伦理大厦的地基,地基不牢,大厦就会倒塌;规范伦理犹如这座伦理大厦的四梁八柱,是支撑伦理大厦的骨架,骨架缺失,大厦焉存?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是并存与互补的关系。认清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并存与互补的关系,是建设包括医学伦理在内的社会伦理完整体系的最佳选择。

行政决策责任伦理失范的机制规约

在社会行政管理中存在着较多决策主体的责任伦理失范现象,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权力型决策机制支配,行政决策者虚化责任、淡化责任、逃避责任、转嫁责任,甚至抛弃责任。行政决策中必须要负起责任,责任型决策机制必不可少,即是转换权力型决策机制,建立并健全决策责任伦理的责任型决策机制。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