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积极老龄观老年形象、老龄文明与伦理进路

大力倡导践行积极老龄观,并将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老龄化不是问题,而是实现高阶文明样态的基础与前提。老龄文明作为人类社会主体性、经验性、精神性跃迁的必经阶段,其建构必须依托于从伦理层面对积极老龄观的充分解读。针对伦理实践目标,应充分融入古典伦理学、可行能力观、关怀伦理学、儒学修养论等理论价值内涵,塑造积极老年形象;面向老龄社会,应从道德想象力、认同伦理学、叙事伦理学、共生伦理学等思想角度出发,清晰擘画积极老龄文明;针对伦理实践进路,应设法调动老年群体自我创造活力,积极关爱其他群体,着力推动社会厚植老龄文明观念,保障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机会。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伦理进路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进入“深层”和“铸牢”阶段,需要文化认同的深度参与。伦理认同作为文化认同要素之一,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从“现象界”推送至“本体界”层面,有利于挖掘各民族间的文化共性和情感共鸣,克服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危机。但是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认同研究不但学术上“本末”、“源流”界分意识不强,在现实生活中更有宗教认同、本民族认同高于共同体认同等认知障碍会对中华共同体伦理认同造成不良影响。这就需要在表征系统、观念系统等环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认同提供条件保障,同时更需要从政治维度、经济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等多重视角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认同铸造提供现实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艾滋病反歧视的生命伦理进路——基于云南的艾滋病歧视调查

在云南的艾滋病歧视状况调查表明,目前一般群众、医务人员以及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的态度都发生了可喜变化,但歧视仍未从根本上消除。本文从生命伦理视角出发,在云南进行充分实地调查、把握艾滋病歧视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歧视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反歧视的生命伦理进路。

人工智能“伦理迷途”的回归与进路——基于荷兰学派“功能偶发性失常”分析的回答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由于人类社会认知的不匹配,在伦理方面,就可能形成对人工智能的一种"伦理迷途",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慌或者盲目崇拜。荷兰学派的威伯·霍克斯和彼得·弗玛斯通过对于"功能偶发性失常"的分析,提出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失常是其功能和结构之间关系的一个普遍现象,反对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或者盲目崇拜,进而对人工智能的功能认知提出了理论进路。即解决方案既要从技术人工物自身方面解决,也要从技术使用的不确定性等技术人工物的社会性方面去解决。

技术异化之消解:伦理学的进路

以拓展人类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技术渗透到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但是,技术主宰阻碍了人的自由,导致技术异化的发生。技术异化表现有:人与自然的疏远与对立,人与技术关系的颠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裂,技术对于人性的抛弃。社会变迁中的资本运营,技术本身的价值承载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技术发生的主要原因。技术异化造成人类获得了"自由的贫困",使人的生活残缺不全。伦理学承载了"匡正技术"的责任,为消除技术异化,突破传统形而上学层面的思考,诉诸于科技工作者的个体良知与道德责任,最终依赖于制度的建设。

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价值——对“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思考

针对目前关于"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讨论,本文尝试给予回应并作出进一步的思考。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厄姆森在《论分等》中,揭示出分析进路的伦理学所存在的问题。早期分析哲学存在着元伦理学的、严格逻辑实证主义的、维特根斯坦的和石里克的四种伦理学进路,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伦理学的观念之争,可以发现分析哲学本身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使得他们要么把伦理学作为"不可说"的形而上学加以拒斥,要么接纳伦理学就势必抛弃逻辑实证主义的纲领。随着分析哲学成为一种学院哲学,更存在一种玩弄分析技巧的危险,导致伦理学逐渐远离真实的生活,甚至根本不关心生活的意义问题。伦理学应该脚踏社会生活的实地,在社会生活中阐明伦理规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