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伦理难题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伦理难题和倡导的伦理理念有很多,其中,经济上需要破解“锐意进取与无欲躺平”的共同富裕伦理难题,树立勤劳致富的伦理理念;政治上需要破解“和平互利与普世价值”的和平发展道路伦理难题,树立和平共赢的伦理理念;文化上需要破解“丰衣足食与勤俭节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伦理难题,树立理性自律的伦理理念;社会上需要破解“关切所有的人与尊重个体殊异”的人口规模巨大伦理难题,树立同心同德的伦理理念;生态上需要破解“主体至上与生态价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伦理难题,树立尊重自然的伦理理念。加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伦理难题的研究,理论上,对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探讨,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实践上,对于廓清人们的价值迷雾,凝心聚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案例探讨临床研究中的伦理难题

近年来随着临床研究数量的大幅提升,有关受试者保护的新问题不断挑战着研究者和伦理委员会的伦理智慧。基于既往伦理审查的经验,总结梳理几个典型的临床研究案例,涉及研究目的、知情同意、研究损害赔偿等实践伦理内容,分析其伦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供临床研究者、机构伦理委员会及决策部门参考。

变革时期的伦理难题及其突破视角

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伦理危机根源于经济转轨、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家族关系及家族地位的变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市场经济形成了新的伦理基础与伦理逻辑，文化冲突更使得变革时期的中国伦理处于阵痛之中。于是，寻找转换点便成为现代中国伦理面临的理论课题，具体地说，就是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转换点；经济与伦理的转换点；法律与道德的转换点。它们构成现代伦理研究的理论前沿。现代伦理建设的基本矛盾有三方面：伦理与经济的游离；伦理对社会、对人的行为干预的无力；缺乏根源动力。这些矛盾的解决必须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建立论理制度，尤其是企业的伦理制度；二是确立“德得相通”的社会与文化的伦理机制；三是建立“知行合一”的伦理理念。而家庭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建设，就成为变革时期伦理建设的重要的突玻口。

健康科普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伦理难题及破解之道

健康科普产业化是健康科普事业发展的一种必要选择。然而,在健康科普产业化的过程中,平衡营利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从理论上分析,健康科普的公益性"目的"可以通过产业化的营利性"手段"得以实现,从而破解健康科普的公益性与科普产业化的营利性之间的伦理难题。在政策实践中,政府应该是健康科普的责任主体,健康科普的实施者可以是有关营利性的组织机构。政府可以通过向有关组织机构购买健康科普推动健康科普的产业化。

儒家生生伦理学对休谟伦理难题的破解

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理性是道德根据的一般看法不同,孔子对于道德根据不持单一的理解,而是既讲智性,又讲仁性。智性即孔子关于学习的思想,大致相当于西方道德哲学的理性(道德理性)。孔子思想的殊特之处在于多了仁性。按照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诠释,仁性有两个来源:一是生长倾向;二是伦理心境。这两个来源虽有不同,但都有先在性。所以,在儒家看来,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因此人本身就有行善的动力,顺此而行,就能体会到道德之乐。在孔子思想系统中,道德动力是由仁性提供的,仁性是连接"是"与"应该"的桥梁,有了这个桥梁,"是"与"应该"就有了内在的关联,不会产生所谓的休谟伦理难题。儒家生生伦理学的方案既不同于麦金太尔,也不同于赫斯特豪斯,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

麦金太尔解决休谟伦理难题的贡献与困惑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试图解决休谟伦理难题,即“是”与“应该”的矛盾。本文对此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力图证明麦金太尔在这个方面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

论医学伦理难题及其解决之道

揭示了医学发展和医疗实现中存在的伦理难题 ,分析了产生的原因 。

行政责任伦理难题及其消解之道

行政责任伦理难题根源于价值来源的多样性及其非序列化关系,产生于对责任事实认定和责任关系判断的认知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伦理决策困境。对此,库珀基于行动论的理论逻辑,运用主观、客观责任“二元论”方法,主张通过行政自主性伦理决策来实现内部、外部控制平衡和负责任的行政伦理模式。而哈蒙基于批判论立场坚持个人道德能动性并将个人责任置于优先性地位来解决行政责任伦理难题。其实,两者是通过决策替代或道德置换而作出的议题替换,难以成功地将行政责任伦理纳入合理关系维持和范式重构之中。消解行政责任伦理难题需要从行政责任伦理整体“结构—关系”入手,钩沉出多层级价值体系和规范秩序,进行互系互构的伦理角色和关系设计以及引入共识性伦理决策程序。

在破译中重建秩序——试解西方文学阅读中的伦理难题

西方文学作品中常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和非道德化的伦理情境 ,相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 ,可以称之为“伦理难题”。这种伦理难题大致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由文本内在结构所设置 ,二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话语范型。面对这类西方文学作品 ,我们的阅读应是一种有自觉的主体意识的、批判性的阅读 ,应在对西方话语的破译中 ,重建我们自身的话语秩序。

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难题及其生态超越

当代生命科学技术的生物工程特点使之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技术实践中无不面临着一系列异质而基本的"善与善"之间的价值冲突,如高新技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可能拓展与价值颠覆、科学技术的"可行"与伦理的"应该"、生命神圣与生命价值、生命质量之间的矛盾等。这些伦理难题必须以科学家及其共同体的道德责任感为依托,同时诉诸于伦理委员会的监督评判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生命科学技术与生命伦理的大力普及与教育等才能得以超越。

临床上贯彻知情同意原则的伦理难题分析

知情同意原则是临床上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应用非常广泛,但医务人员在实施知情同意原则时往往面临两难或多难伦理选择。文章分析了此类伦理难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伦理难题的建议。

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双向思考:科学价值与伦理难题

科学的社会应用具有价值取向 ,人类基因组研究及应用 ,作为一种科学活动 ,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显现出伦理道德的二重性 :既可以给人类带来益处 ,具有“善”的价值 ,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 ,具有“恶”的后果。因此 ,对其科学价值和造成的伦理困惑进行深入分析 ,并采取相应措施对其进行道德调控 ,对于保证这一科学研究及应用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外科医生的伦理难题

一位在骑马时摔伤的15岁女孩被送进切尔西综合医院的急救科。她在摔下马时，被马从胸口踏过，导致内出血并挤压心脏，情况十分危急。然而，由于女孩和其家庭都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他们相信疾病只能靠精神治疗，因此拒绝医生采取一切治疗措施。

程序伦理在破解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伦理难题中的价值

伦理程序是做出伦理决策与辩护、进行伦理审查与评价等道德决断的行为过程;程序伦理是具有一定时空顺序地做出伦理决断的行为过程伦理,保证人们遵循“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等道德规范的伦理,有利于道德规范和实质伦理的实现。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遭遇或引发了积极防控是否应该和值得,防控措施限制人们的权利是否适度,卫生资源到底应该如何公正分配等大量的伦理难题。破解这些难题,程序伦理要求通过伦理行为决策、辩护、评价以及伦理审查等程序,并在程序中遵循公开与透明决断信息,沟通与协商决断措施以及评议与审查伦理决断的伦理要求。

胎儿器官组织细胞移植的伦理难题

在一本名叫《大胆的新世界》的剧本中,描写了一个白衣宽鬼专门招募贫穷妇女,通过生殖技术像农作物一样"播种"胎儿,然后像农作物一样收割胚胎或其器官、组织细胞,卖给出价最高者,从中渔利。这会变为现实吗?

网络经济面临八个伦理难题

难题之一:对个人隐私的挑战 人的姓名、性别、身体状况、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社会生活将会是一连串的符号。网络本身的开放性与这些符号的通用性对个人的隐私保护是一个挑战。保护个人隐私是一项社会基本的伦理要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人们如何界定个人隐私的范畴?如何切实保护合法的个人隐私?如何防止把个人隐私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这将成为人类社会在网络经济时代首当其冲的伦理难题。

面对伦理难题—美国肿瘤科医生如何选择?

肿瘤科医生不仅比其他科医生处理更多的生死问题,而且还常常不得不做出令人痛苦的决定。Medscape在2014年9月18日至11月12日期间调查了不少于21000名内科医生,其中肿瘤科医生大约为500名。在调查期间,肿瘤科医生表达了他们各自对最令人棘手的伦理问题的看法。1.假若你认为一种治疗措施对患者有益,你会不那么积极地描述其存在的风险而促使患者接受治疗吗?75%的调查者表示他们会如实告知存在的风险,即使这可能导致患者不接纳该项治疗。

厘清医学伦理难题，关注保护性医疗

在临床诊治、医学科研等医学活动中，不同利益主体从不同的价值理念、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因素出发，或同一利益主体从不同视角出发，在对某一特定境遇下的道德现象进行道德判断或行为抉择时，有时会得出两种甚至两种以上不同程度冲突的方案，这种医学道德判断和行为抉择的利益冲突，称为“医学伦理难题”。

论麦金泰尔对于休谟伦理难题的消解与启示

文章概述了休谟伦理难题的主要内涵及理论意义,认为休谟伦理难题是关系到伦理学是否可能的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不仅在理论层面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也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道德实践处于深刻危机的一个反映。通过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倡导者——麦金泰尔思想的文本分析与梳理,认为麦氏之所以能超越他之前的西方思想家并消解了休谟伦理难题,主要是因为他运用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叙事方法将休谟伦理难题理解为由于西方道德传统的改变而产生的一个历史性问题。麦氏对于休谟伦理难题的消解让人们意识到理论研究不能缺少历史意识,而回归道德实践则是重建西方伦理基础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