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与鲁迅的人际交往——《伪自由书》成书前后经过考述

经郁达夫介绍,鲁迅1933年初开始为《申报·自由谈》栏目撰稿并将1月底至5月中下旬的投稿编入《伪自由书》中集结出版。不同于《伪自由书》前言中的简略记载,在鲁迅正式投稿前与最初投稿时曾与郁达夫有过一段频繁的互动。同时经郁达夫引荐,鲁迅与时任《自由谈》主编的黎烈文相识并频繁有书信往来。这些都为鲁迅持续投稿《自由谈》提供保障,成为日后集结出版《伪自由书》必不可少的契机。此外通过对鲁、郁、黎三人互动关系的爬梳也可以为《鲁迅日记》中一些因记载简略导致的悬念提供解答。

论鲁迅《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创作

综观鲁迅一生的杂文创作,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1933年都不能不是一个特例。这是他一生中杂文创作最勤奋、所写杂文数量最多的一年,收入文集的文章就有148篇之多,编出文集竟有近三部。鲁迅把1933年所写文章按照写作（或发表）的时间依次编进三部文集,前两部收入的是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取名《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1933年的最后一天夜里,鲁迅编完《南腔北调集》,

“对于时局的愤言”——学习《伪自由书》札记

《伪自由书》是鲁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间的杂文集,内收杂文四十三篇,同年编集成书时作《前记》,《后记》各一篇,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除《前记》、《后记》以及最后四篇外,其余都曾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过。 本集中《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决》《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材》等九篇系瞿秋白所作,以鲁迅的笔各发表,虽然经过鲁迅的修改,但不应看作鲁迅作品。它们已收入解放后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里。因此,本集中鲁迅自己的杂文实际上只有三十四篇。

剪贴与编年:作为史诗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

1933年是鲁迅杂文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各方对其评价产生分歧和争议的节点。彼时,鲁迅有意模糊地使用“短评”“杂感”“杂文”等概念,同时也在自觉地总结杂文写作的方法论和文体层面的认识。鲁迅在1933年编集、写作的热情和动力,都与“剪贴”有关,不论是剪贴成集,还是剪贴入文,都凸显了他作为历史学家“保留”和“存照”历史的意图。鲁迅杂文的史学属性深刻影响了其诗学意蕴,而杂文的编年叙事功能制约了其形式选择,“杂文”的概念也由此得以最终确立。因此,我们需要在1930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去发掘鲁迅杂文的“文学性”,并以“史诗”属性来全面理解和界定鲁迅的杂文创作。

勾画出投降派的或一形象——《伪自由书》侧论

1933年7月20日，鲁迅编完杂文集《伪自由书》之后，在《后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充满战斗激情和科学预见的话：“这其实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地袭用，……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纪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读《伪自由书·后记》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

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读《伪自由书·后记》

象神话小说中所说的那种照妖镜，在现实生活里当然是没有的；然而，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就象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阶级敌人形形色色的鬼蜮嘴脸。 四十多年前，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一发表，立即引起了恶势力的一片惊慌。他们有的封锁诋毁，有的破口大骂，恶毒攻击鲁迅出版《伪自由书》的本意是为了这条“尾巴”。

交替书名及并列书名辨析

交替书名和并列书名是我们编目人员在著录时有时碰到的问题。如何识别,与其他有关书名,如:别名、副书名、原名、及书名原文等,而不致混淆,从而进行准确著录。一、交替书名根据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792.2—85)》(下面简称《普则》)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疏解

1933年4月瞿秋白用“何凝”的笔名选编了《鲁迅杂感选集》，7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印行。所选大抵是《二心集》之前的文章，瞿秋白自称选本时间跨度15年，即1918年至1933年，实际上《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以后的“杂感”均未涉及——即是说，瞿秋白编集这册“选集”时，鲁迅大部分的“杂感”尚未问世，但瞿秋白为这册选集写了一篇一万六千余字的“序言”。

鲁迅杂文集的《序言》和《后记》琐谈

鲁迅的十六本杂文集,除《且介亭杂文未编》、《集外集拾遗》外,都撰写了《序言》(或称《题记》、《前记》、《小引》《题辞》)或《后记》(或称《附记》),计有《序言》十四篇,《后记》六篇(即《写在〈坟〉后面》、《〈华盖集〉后记》、《〈伪自由书〉后记》、《〈准风月谈〉后记》、《〈且介亭杂文〉附记》。

一个“五四”诗人行进的足脚——徐雉的生平及其创作

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第十集《史料·索引》中,阿英编写了该时期142位“作家小传”,其中有宁波籍作家三人,即;王鲁彦、王任叔、徐雉。这三位都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征引的《鲁迅沈雁冰的雄图》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可见,徐雉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然而,解放后,人们对王鲁彦、王任叔还有所了解。

略论鲁迅后期杂文的典型化与形象化 鲁迅杂文艺术形式发展之二

一在考察鲁迅杂文艺术形式的发展时,不难看到,随着鲁迅思想的发展,鲁迅后期杂文首先在题材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直接推动着鲁迅杂文艺术形式的发展。在题材与艺术创造的关系上,歌德说过一句经验之谈:“创造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得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

鲁迅杂文表现系统述略

(一)按系统论的观点看,任何整体都是由许多要素(或部分)为特定目的而组成的系统。鲁迅杂文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就是以其创作的宗旨、题材、形式、表现等基本要素来展示其系统的结构层次的。所谓鲁迅杂文的创作宗旨,简言之就是针砭时弊。

论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内外》

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鲁迅和瞿秋白曾合作写过《王道诗话》等十一篇杂文,另有一篇合作的杂文《中国文与中国人》则是十月所作。前边十一篇杂文中《王道诗话》是瞿秋白同志在鲁迅家中避难时所写,《伸冤》(瞿秋白原题《苦闷的答复》)、《大观园的人才》(瞿秋白原题《人才易得》)等十篇是秋白与鲁迅住在邻近的地方时所作。这些杂文都是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执笔写成,经鲁迅作了修改,并请人誉抄后,署上鲁迅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发表,后来分别收入鲁迅杂文集《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后一篇杂文是秋白夫妇已离开大陆新村鲁迅寓所②斜对面的东照里③十二号,迁居别处,邮寄给鲁迅,同样由鲁迅修改后发表。

说“谥法”

高中语文第六册33页"阅读训练"从鲁迅先生《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中节选了一段文字: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对于本句"谥法"一词,不少教师释为"说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谥法,就是给人评定谥号的方法、标准。原来,古代帝王、贵族、卿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

“安内攘外”说

1933年4月,鲁迅投稿《安内与攘外》给《申报·自由谈》,但见报的标题,已换作《文章与题目》。这是编辑黎烈文的刻意修改,亦证实了鲁迅"‘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之说。"九一八"至"一二八"的短短数月间,日本发动对华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东北全境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