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首度刊行於1889年。它是全球第一部歷史方法學教科書,在史學專業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人才的培養及訓練從此有了一套規範,確保史實的真實性以及敍述的客觀性。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德國流傳甚廣,他的史料學很快就被轉譯爲歐洲各種語言。二十世紀初,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通過譯介也在東亞流傳開來。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出現的過程與流傳的方式,尤其是要彰顯他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個目的是要呈現《史學方法論》在德國史學史中原始的位階以及伯倫漢史學思想的特質。這兩個重點彼此相扣:後者的論述有助於凸顯東亞譯介該書所出自的需求,而前者分析中國學者對伯倫漢史學的評價也正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該書的長處與缺失,印證他思想的特質。

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

在日本、中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中,德国史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学方法论》经过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改头换面,变为《史学研究法》。20世纪初年,伯伦汉史学通过坪井《史学研究法》间接流传到中国,但最初影响甚微。"五四"以后,伯伦汉史学始在我国现代史学建设中发挥作用,如陆懋德、傅斯年、姚从吾、孔繁霱、张贵永等史家积极推广伯伦汉的史学方法。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专业都开设了与史学方法相关的课程,讲授内容基本以伯伦汉史学方法为旨归。伯伦汉史学渊源于兰克,而他突显的是兰克的史料考辨方法,以致后来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对民国史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与艺术关系的逻辑依据——读德国史学家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启示

伯伦汉提出"史料用法与艺术呈现相融合";"史家亦必兼顾历史与艺术之意味";"叙述艺术历史有别于一般史学需得介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差别认识",这三点论可谓是对当前我国艺术学界关于艺术史学问题讨论的重要参考。而就此问题展开的探讨,更有助于艺术史学从观念上认识历史与艺术关系的逻辑依据,从而阐明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实质意义。据此,本文以读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为思考理路,阐述借助其史学方法论而为艺术史学研究之用的价值:其一,厘清我国史学专业化进程中对西方史学思想的接受过程,以及对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史学思想的认识;其二,阐释伯伦汉关于历史与艺术关系的逻辑依据,解读艺术史与之参证构成的方法论运用的意义;其三,依照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这面镜子,对照探讨艺术史学及方法理论的建构路径;其四,以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为引导,借鉴史学和演化史学的认识论观念,佐以提升艺术史学的研究水平;其五,借助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中对文化史研究提出的指向,将艺术史学置于文化史研究视域之中,尤其是将艺术史学看作是文化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打开艺术史学的研究视野。综其所述,在"新文科"视野下,艺术史学研究正致力于发展与创新,由此拓展构成的新视域,亟待有新的史学方法论为之参照和指导,这是本文论及"启示"的要义。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之渊源探析——以所受伯伦汉的影响为中心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一书写作思路和研究内容皆深受德国学者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影响。本文从研究框架、思路、史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定位、史学方法、史学功用等方面对两书的渊源关系作了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

中文世界中最初的兰克形象,是经过日本史学界过滤而来的“客观”的科学史家。而至民国史坛,不论是鲁滨逊新史学派还是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都把兰克描绘成史料考证面相的兰克,虽然在中文世界中出现过观念论或民族主义论这种“异端”兰克面孔,但都没有得到我国史学界的宣扬中国现代史学的专业化需要兰克史学中的史料辨析方法,同时乾嘉以来形成的汉学传统也需要借助“科学”的兰克而得以延续,以致“史料考证”的兰克形象在我国维持了很长时间。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包括以兰克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兰克史学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其东传的实证史学著作主要包括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伯伦汉《史学研究法》、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等 ,这些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近代“科学的”、实证的理论和方法 ,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