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伯灵顿杂志》与英国形式主义美学中的中国经验

《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的创办适逢一批英国学者对自身过于科学化的艺术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他们呈现出理解非西方文化的强烈意向。因此在创刊伊始,该杂志就将关注点投入到了对现代艺术以及非西方艺术之中。20世纪初,受中英关系的影响,中国艺术得到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其有异于西方艺术的审美特征影响了英国形式主义美学的话语生成。

《伯灵顿杂志》及其中国艺术美学研究

《伯灵顿杂志》是英国最具国际影响的艺术研究期刊,也是20世纪上半叶密集刊发中国艺术评论最知名的西方刊物,自创刊(1903)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杂志在1903-1939年间从未间断的444期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书画及其他艺术的评论,以及西方在中亚、东亚探险考古的信息,不仅成为西方学者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遗产、推进现代主义美学探索的重要阵地,亦为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原则进入世界艺术的主流话语体系,助推现代主义思潮的生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初敦煌艺术在英国的接受与阐释——以《伯灵顿杂志》为中心

20世纪初,著名汉学家R.彼得鲁奇(Raphael Petrucci,1872~1917)、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1869~1943)、阿瑟·韦利(Athur Waley,1889~1966)以及现代主义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1866~1934)在《伯灵顿杂志》上撰文介绍了中国敦煌艺术,他们的研究构成了西方敦煌艺术研究的早期积淀。这些文章一方面为英国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深入了解以佛教艺术为特征的中国敦煌艺术提供了便捷通道,另一方面亦促成了20世纪初西方品评中国艺术的历史性转折,因此值得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社会美育的“摆渡人”罗杰·弗莱及其与《伯灵顿杂志》的早期合作

20世纪英国美学家罗杰·弗莱一生不仅倾心于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还致力于探索美育塑造现代社会完美人格的潜能和途径。而以大众路线来践行社会美育的抱负,实则推动着他自身艺术批评特色和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即以弗莱与《伯灵顿杂志》早期的合作为中心,呈现其艺术活动家的身份,并展现他践行社会美育与其艺术批评之间的联动。

趣味品格的塑造与美学话语的构建——罗杰·弗莱与早期《伯灵顿杂志》上的中国艺术

作为《伯灵顿杂志》的创始人,罗杰·弗莱的后半生与该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该杂志从创办之初就对中国艺术保持强烈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在其早期阶段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艺术的文章,像卜士礼、宾雍、霍布森、韦利、叶慈、喜龙仁等一大批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在此平台上集结,弗莱自己也在该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艺术的研究文章。可以说,《伯灵顿杂志》成为弗莱认识与了解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些重要的东方学家、汉学家、艺术学家就中国艺术展开交流与对话,为产生新的美学话语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弗莱作为该杂志的创办者与编辑等多重身份,对《伯灵顿杂志》的发展方向与定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伯灵顿杂志》的品格与内涵,尤其是在对中国艺术的偏好上,形成了该杂志的一大传统特色。

继往开来之鉴——试析20世纪早期《伯灵顿杂志》的中国艺术研究

诞生于英国的学术月刊《伯灵顿杂志》是20世纪初支持现代艺术的重要阵地,同时杂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形成了其20世纪早期的另一大特色。《伯灵顿杂志》不仅将中国艺术纳入了西方严肃研究的范畴,并且进一步挖掘了中国艺术传统和思想对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建设性意义。在《伯灵顿杂志》层层深入的研究中,中国艺术成为了一面颇具启发性的镜子,在其对照之下,现代主义艺术不但发现了突破创新的资源,并且内在追本溯源的身份渴求也得到了反映。

理论的发明和语词的旅行——喜龙仁与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理论

本文扬弃了以神智学信仰来阐释喜龙仁转向的单一归因论,借由喜龙仁的早期论述重新考察了其转向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过程,确证了罗杰·弗莱创设的形式主义理论对喜龙仁的深远影响。形式主义理论是弗莱为了在英国宣传和普及后印象派绘画而创设的实用性理论,这套理论在创设过程中吸收和利用了“韵”“线条”等中国画论核心概念,并在客观上提升了中国艺术在西方的地位。喜龙仁在接触到中国艺术实物前便已经通过《伯灵顿杂志》等文本媒介彻底接受了这套理论,在商业因素和个人兴趣的双重影响下,喜龙仁带着这套理论转向中国艺术研究。

论阿瑟·韦利对中国艺术哲学的译介和研究——以《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为例

1920-1921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译介了谢赫、王维、张彦远、郭熙、董其昌等重要艺术评论家及其画论,是西方较早集中阐释中国艺术哲学的重要成果。韦利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有其突出特色,一是以准确、流畅的英文翻译了大量中国画论原文,匡正了前人的误解、误译,突破了以往学界深受日本学者观念影响的困境;二是将不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名家及其画论置于中国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框架内予以阐释,清晰呈现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脉络。韦利的研究推动了中国艺术哲学在西方的接受和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弗莱、庞德等英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气韵生动”概念的英译及在西方形式美学中的意义衍生

谢赫“六法”之首法“气韵生动”,自19世纪后期传入西方后形成了翻译、阐发、化用的意义链条,与汉学中的艺术学研究同步发展,参与了西方现代主义形式美学的建构。本文分析了“气韵生动”这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法则进入西方的历史背景、英译变迁,及其经由翟理斯、冈仓天心、宾庸、弗莱等汉学家与美学家的阐释进入西方形式美学后在运用范畴与意义衍生等方面产生的微妙改变,由此以一个中学西传的典型实例,揭示了中华艺术美学对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及其与时俱进的跨文化阐释力。同时也指出:形式美学家们抽空了这一概念生成的文化特殊性,将其转化为纯粹形式审美的观念,无疑也会损失很多东西而导致误读与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