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医疗事业影响述论

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是美部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药传教士.他在华期间的医疗活动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在中美医学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中国医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起了重要的推逐作用.

伯驾鼓动美国占领中国台湾考述

美国首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曾以驻华公使身份,于1856年12月12日、1857年2月12日及3月10日三次致函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占领中国台湾。但由于该主张既不符合当时美国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又受到美国政坛诸多因素的掣肘,而且其本身就"愚蠢"、"相当不明智",所以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

彼得·伯驾与美国早期对华外交

美国早期对华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始于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为1844年来华的顾盛使团以及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但最早鼓动美国政府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在条约谈判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却是美国的传教士医生伯驾。尽管伯驾鼓动美国政府建立对华外交关系的动机是为了在华传布基督教的便利，而且伯驾在对华外交上曾极力推行过武力威胁的侵略政策，但他为开拓美国对华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关系发展所不可忽视的。

从“福音的婢女”到政治的婢女——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医生伯驾评介

西方早期来华传教医生在华行医施药办医院,尽管也有正面意义,但更多的成分仍是为西方传教及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伯驾便是这方面的例证。研究伯驾来华23年的历史,对正确了解西方早期来华传教医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正反两方面作用具有意义。

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国际法的传入——以伯驾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由于种种原因,外国传教士成为重要媒介。在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晚清寓华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第一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翻译国际法的活动为中心,兼及丁韪良,论述了寓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所作的重要贡献及其对晚清外交和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影响。

伯驾与早期中美关系

伯驾是早期中美关系中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其身份复杂多样,曾先后或同时扮演过传教士、医生、外交官等角色,这些角色有的很成功,有的则极其失败。

浅议伯驾与西医在华的传播

1834年,美国新教传教士伯驾来到中国,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在华办医传教。本文主要分析了他来华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论述他在华传播西医科学的过程和作用。

伯驾与广州眼科医局

1835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在广州开设了第一所基督教眼科医局,这便是存在了一百多年之久的著名教会医院——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首批美国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后,在短短的十多年间,美国的传教事业即跃居西方各国之首位,美国传教士人数占西方来华传教士总数的三分之二上。因此,伯驾创办广州眼科医局之举,作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初期活动之一,便很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了。

医药传教之先驱——伯驾

美国第一位来华医药传教士伯驾在广州设立了眼科医局,在为中国民族施教行医的同时,传播基督教义,开创了医务传教的方法,并组织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务传教会———“中国医务传教会”。伯驾的医务传教活动,促进了广州的西医事业的兴起,也为美国政府侵略中国提供了服务。

伯驾1856年对华修约失败及其原因

在整个19世纪中美关系中,传教士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855年8月,美国首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出任驻华公使,被委以全权对华交涉修改《望厦条约》之重任。美国政府非常重视此次修约之事,对伯驾寄予厚望。然而,清政府极力阻遏,尤其是伯驾采取一些不切实际的行动,终致修约失败。

伯驾首例乙醚麻醉术之疑

乙醚是最先被广泛承认有效的全身麻醉剂，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中国首先施行了乙醚麻醉术，是近代中外医学交流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但其首例乙醚麻醉术报告未提及患者的病历号、手术日期等信息，而之后施行的乙醚麻醉术，相关信息则都有记录。伯驾通常会在医院报告中详细记录重要手术信息，首例乙醚麻醉术信息的缺失，可能并非由于＂疏忽＂，而是有意为之。通过分析伯驾的医院报告和他当时的处境，可以推测首例乙醚麻醉无效以及医院报告漏记重要信息的复杂原因。

伯驾医生与19世纪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施行乙醚麻醉的第一人

1846年,美国牙科医生莫顿（Wilian Thomas Morton）在麻省总医院进行乙醚麻醉下外科手术演示的成功,标志着现代麻醉学的开端.伯驾医生（Peter Parker,1804～1889）在其传教生涯中将这一技术最先传播至中国,在广州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一家西医医院,并于1847年首先在该院施行了乙醚麻醉.西方近代医院制度在中国的兴起,对中国近代的公共卫生事业和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从传教到从政:美国来华传教士伯驾身份转换探析

伯驾(Peter Parker)受美国海外传教会委派来华传播基督教,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抵达广州不久即遭遇资金不足、传教受限、中英冲突等难题,遂认为一切问题皆源于清政府封闭锁国,因而极力游说美国政府出面,迫使中国对外开放。美国政府最初没有采纳,后来改变主意,向中国派出了顾盛使团。顾盛使团需要中文翻译,伯驾则需要兼职翻译以补贴生活,双方一拍即合。消息传回美国,其母会批评了伯驾的兼职行为,并宣布将其开除教职。伯驾为维持生计,决定寻求新的靠山和经济来源。于是,他正式接受美国政府任命,走上了为政府服务的道路。

林则徐“会见”伯驾之谜

林则徐一生“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但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坚持抵抗外国侵略、首倡开眼看世界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却是在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林则徐成名于广州,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

林则徐与伯驾的“交往”:跨文化互动视角的思考

林则徐和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在1839年有过几次"交往":林则徐派人会见伯驾了解"夷情",就自己的疾病问询伯驾并为禁烟而问询西医戒烟方法,请伯驾协助翻译国际法和致英国女王的照会。如果我们将林则徐和伯驾看作19世纪上半叶代表了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个体,那么他们之间是否直接见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其"交往"的微观互动方式的考察,有助于从跨文化互动视角来理解中西文明早期接触中的存在问题,并理解这种文明互动过程中背后观念文化的重要性。

伯驾与广州第一家西医医院

伯驾与广州第一家西医医院毛剑峰，吴琼英伯驾（ＰｅｔｅｒＰａｒｋｅｒ）是广州眼科医局的创始人。他作为基督教美国海外市道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医生，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伯驾于１８３４年１０月来到广州，１８３５年１１月通过丰泰行行商伍怡和...

“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

19世纪 30年代 ,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 ,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 ,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取得可喜的成果 ,促进了西医学在华传播 ,也促进了广州西医业的兴起。但是 ,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却逐渐开始松驰、淡化 。

医务传道方法与“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早期活动

1830年代，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其传教活动中，根据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和中国民众对 外来宗教的态度，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一种具有特色的传教方法，即“医务传道”方法。传教 士试图通过为一般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来扩大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基础。1838年成立的 “中国医务传道会”，是具体推行这种传教方法的机构。从1830到1850年间，在它的组织和 支持下，一些传教医生在各通商口岸分别开办了医疗机构,医治病人数十万。“医务传道” 活动使基督教新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为近代西方医学 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19世纪前期西医在广州口岸的传播

医学文化交流史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医之所以至今仍富有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有很强的兼容性,能够不断进行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东来,欧洲的医药科学及医疗体制也开始传入中国.早在公元1569年,澳门首任主教卡内罗(D.Belchior Carneiro)就在澳门建立了远东第一家西式医院.[1]康熙十八年(1680)澳门建立了一所专供中国人进教的教堂,名为"唐人寺","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如此多的中国人前来进教,是因为寺中有一林姓教士行医.[2]可见西医的影响已经超出澳门的范围.

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觊觎占据中国台湾的图谋

台湾是中国的宝岛,美国觊觎占据中国台湾由来已久。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商人汤森·哈里斯、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和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分别向美国政府提出占领台湾的各种主张和计划,他们在台湾的一系列活动,成为日后美国制定对台湾政策的重要依据。美国觊觎台湾以及后来制订一个个侵台计划,正是美国亚太政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