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肿瘤药物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设计探究及案例分析

目的:系统阐述我国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设计原则,为相关伴随诊断试剂产品临床试验提供参考。方法:基于不同伴随诊断试剂的开发模式,介绍我国与抗肿瘤药物同步开发的原研伴随诊断试剂及非原研伴随诊断试剂的临床试验设计,结合相关产品技术审评过程中的考虑,深入分析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结果与结论:伴随诊断试剂在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伴随诊断试剂的临床试验与抗肿瘤药物的临床试验息息相关,该类产品临床试验有多种设计类型,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者应结合产品开发模式、产品检测的标志物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临床试验设计,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产品临床意义,促进产品尽快上市。

伴随诊断试剂监管科学的现状、挑战及思考

在精准医学和个体化治疗药物的发展中,尤其是靶向抗肿瘤药物的研发过程中,伴随诊断试剂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诊断试剂与传统体外诊断试剂相比,一旦发生误诊不仅将延误患者治疗,甚至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危及患者生命。伴随诊断试剂的高风险特性及其重要的临床价值决定其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监管,目前各国监管部门均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出台指导性文件以规范完善监管体系。通过对比美国、欧盟、日本及我国的伴随诊断试剂监管现状,分析目前国内伴随诊断试剂监管面临的挑战,为我国伴随诊断试剂从业者及监管人员提供相关参考信息,以期进一步完善伴随诊断试剂监管体系。

基于高通量测序方法的伴随诊断试剂现状

随着精准医疗和抗肿瘤药物的飞速发展,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伴随诊断试剂检测合适的生物标志物,筛选出对药物疗效更加敏感的患者,可以使患者在临床诊疗得到更加精准的治疗。目前应用高通量测序方法进行伴随诊断试剂检测的产品日益增多,本文对于国内外基于NGS方法的伴随诊断产品进行分析探讨,为相关产品的上市评价提供参考。

伴随诊断试剂监管分析与思考

精准医疗高度依赖体外诊断(In Vitro Diagnostic,IVD),当IVD用于识别适合接受特定药物治疗的患者时,又被称为伴随诊断(Companion Diagnostics,CDx),基于CDx试剂重要的临床价值和经济效益,制定科学、完善的CDx监管政策不仅有利于CDx行业正向、均衡发展,而且有助于精准医疗的普及。本文比较各国CDx试剂的监管现状,梳理CDx试剂监管面对的挑战,分析我国CDx试剂监管趋势及监管难点,并展望CDx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新药研发和CDx领域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伴随诊断试剂的监管浅析

目的:介绍伴随诊断试剂的历史、发展以及各国的监管政策,为我国体外诊断试剂行业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参考信息。方法:从美国伴随诊断试剂的发展、监管政策的发展、相关指导原则、监管面临的挑战以及各国的监管现状等五个方面,浅析伴随诊断试剂的监管情况。结果与结论:伴随诊断试剂能精准地评估不同患者对个体化药物的治疗受益程度以及潜在副作用与风险,对于保证个体化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至关重要,此外还能够加快新的个体化药物研发流程、缩短临床试验时间以及降低研发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与体外诊断试剂公司积极推进"个体化药物-伴随诊断试剂"联合研发,各国监管部门也积极响应行业和市场的需求。根据伴随诊断试剂的特点制定合理的监管政策,有助于伴随诊断试剂的发展及精准医学的普及。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实验室求因与伴随诊断

医生在明确VTE高风险个体或确诊VTE后应启动“求因”,通过求因探寻血栓的成因,分析血栓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在此过程中,医生还可修正临床治疗的方式、评估药物的选择以及规划治疗的持续时间。VTE的伴随诊断主要围绕着抗凝药物的“疗效评估”和“安全性监测”两个方面展开,其核心是利用实验室指标伴随抗凝治疗进行动态监测,实现对疗效和出血风险的及时掌握。对于传统抗凝药物,常规性监测是安全有效抗凝的基础;对于新型抗凝药物,在临床复杂情况、高龄、紧急情况下的安全性同样有赖于实验室检测。

伴随诊断类体外诊断试剂的临床试验研究浅析

传统的用药模式主要依靠环境因素或非遗传因素,例如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以及药物-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等;采用一种试验模式进行临床治疗,通常是一药通用或一剂通用。上述传统医学模式所引发的结果就是药物不良反应（drug adverse reactions,ADR）一直居高不下及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1]。随着蛋白质组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及实验技术的进步,传统的医疗模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临床患者的治疗正在进入个体化医疗的全新时代。

精准医疗及伴随诊断在肺癌中的临床应用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肿瘤,属于基因型疾病,患者在分子遗传上具有很强异质性,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相同病理类型的肺癌患者对同一种抗癌药物的治疗反应差异较大,因此,肺癌是在我国实施精准医疗的最佳领域之一。肺癌的发展进程与驱动基因密切相关,驱动基因突变状态为靶向治疗疗效的重要预测因子。随着对肺癌发病机制及其生物学行为研究的深入以及精准医疗的不断发展,以特异性高、不良反应小为特点的分子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成为关注的重点,促进了伴随诊断的发展,使得肺癌的个体化治疗成为可能。对精准医疗及伴随诊断在肺癌中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精准医疗与肿瘤免疫治疗伴随诊断

以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为代表的肿瘤免疫治疗在肿瘤临床治疗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肿瘤免疫治疗伴随诊断仍存在诸多困难。在当前精准医疗大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性的技术和方法不断应用到肿瘤免疫治疗的伴随诊断中,对于提高肿瘤免疫治疗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发现肿瘤微环境PD-L1的表达检测、肿瘤突变和肿瘤变异新抗原分析、肿瘤微环境免疫相关基因表达谱分析等方法与肿瘤免疫治疗效果具有显著相关性,然而其临床应用仍具有一定局限性,导致精准的肿瘤免疫治疗伴随诊断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介绍了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相关伴随诊断领域研究进展,提出肿瘤免疫治疗伴随诊断需要开放式思维,积极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拓展多元化分子标识,从而推动肿瘤免疫治疗实现个体化精准应用。

基于企业发展视角的伴随诊断式培训刍探

论文在提出企业伴随诊断式培训依据的基础上,分析了伴随诊断式培训要素构成及其影响,并提出了实施伴随诊断式培训的过程构想及其实施原则,以求提高企业培训的迁移度和实效性。

TGFβR2作为非小细胞肺癌伴随诊断分子的探讨

目的定量分析转化生长因子受体2(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TGFβR2)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及其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探讨TGFβR2的表达在NSCLC伴随诊断(companion diagnostic,CD)中的意义。方法取患者手术中立即取材置于液氮中的新鲜组织标本(90例NSCLC组织,40例癌旁肺组织),抽提R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q PCR)技术检测标本。TGFβR2基因表达量通过2-ΔΔCT方法计算。TGFβR2的表达用(x±s)呈现。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差异,应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来评估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结果实验结果表明NSCLC组织中TG FβR2的表达(3.19±4.28)显著高于癌旁肺组织(1.01±0.41),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生存分析显示TG FβR2高表达的NSCLC患者预后不良,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明显降低。结论 TG FβR2可以作为NSCLC潜在的伴随诊断分子标志物。

非小细胞肺癌伴随诊断的研究进展

非小细胞肺癌是最常见且死亡率最高的肿瘤,不同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驱动基因不同,且大多数患者通常发现晚,预后差。针对不同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选择适合的靶向药物是非小细胞肺癌的最佳治疗方案。伴随诊断通过整合多种体外诊断技术,为患者提供精确的靶向用药信息,避免患者因选择不适合的靶向药物造成不良后果。本文对非小细胞肺癌伴随诊断中的靶向生物标记物、检测技术及伴随诊断的国内外现状进行概述。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评价方法及运用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靶向治疗药物已经在临床广泛应用,但药物的治疗效果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需要伴随诊断试对可获益患者进行区分.与此同时,高通量测序作为高通量测序具有速度快、准确性高、报告位点多、所需样本量小等等优势,将高通量测序作为伴随诊断试剂指导用药有着强烈的需求.但如何对高通量测序可同时报告多个位点的性能进行临床评价是研究人员还是监管者都面临的巨大挑战.美国FDA提出了Follow-on临床评价方法,通过外部等效性研究评价二者的临床性能的一致性.本文基于在美国使用该临床评价方法已上市的产品对基于高通量测序的伴随诊断试剂的评价方法进行阐述,以期为我国研究人员和生产企业在该类产品研发、申报时提供参考.

晚期结直肠癌伴随诊断研究进展

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结直肠癌主要检测方法有直接测序法(Sanger测序和焦磷酸测序)、等位基因特异性PCR、高分辨率溶解曲线、下一代测序等,生物标志物有KRAS,BRAF,HER2和PIK3CA等,微卫星的稳定性也是结直肠癌的检测指标。液体活检等新检测方法的出现和应用为今后结直肠癌的研究提供新方法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伴随诊断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现场检查情况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非公开数据库,分析2019年~2021年期间通过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体系现场检查的21家生产企业伴随诊断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的现场检查情况,并选取其中以检测恶性肿瘤的伴随诊断体外诊断试剂为例的3个案例,研究分析伴随诊断体外诊断试剂生产质量体系现场检查的特殊要求,为我国伴随诊断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检查工作提供借鉴。

下一代测序伴随诊断与抗肿瘤药物同步开发研究进展

目的:介绍美国下一代测序伴随诊断与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历程以及监管政策,为我国下一代测序伴随诊断与抗肿瘤药物研发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对比分析方法,从美国下一代测序伴随诊断法规指南及美国FDA已批准产品,对我国下一代测序伴随诊断监管及企业研发面临的挑战进行阐述。结果与结论:下一代测序伴随诊断与抗肿瘤药物的同步开发能探索并明确药物作用机制,精准识别患者,提高抗肿瘤药物研发成功率。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下一代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政策出台,我国下一代测序伴随诊断与抗肿瘤药物同步开发越来越多,需要提出对应的监管政策及研发指南,推进下一代测序伴随诊断的发展。

伴随诊断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治疗恶性血液肿瘤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作为精准个体化治疗方式, CAR-T治疗逐渐向商品化发展, 除出台治疗相应政策和指导原则外, 也应跟进并完善相应的检测方案, 以实现其效应最大化和精准个体化。文章在CAR-T治疗中引入并扩展首先在靶向药中出现的"伴随诊断"概念, 介绍各类检测技术和生物标志物在CAR-T治疗全程中患者筛选、安全性监测、疗效和CAR-T功能评估方面的意义。

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前间变淋巴瘤激酶伴随诊断方法的经济学分析

目的: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进行个体化医疗,分析采用各种检测方法分类诊断后指导靶向治疗的健康结果与经济性。方法:建立决策树模型,分别模拟3组10万名NSCLC患者队列用国内指南推荐的3种间变淋巴瘤激酶(ALK)确诊检测方法(FISH、Ventana IHC和RT-PCR),阳性者使用克唑替尼作为一线治疗,计算5年内发生的医疗成本和获得的健康效果,然后进行成本效果分析;临床和经济学结果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文献报告。结果:以2014年3倍上海人均GDP为阈值(292 110元人民币),Ventana IHC指导用药组相较PCR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因此Ventana IHC组处于优势地位;FISH组相较于Ventana IHC组的ICER为1 091 727元/QALY,远大于阈值,故Ventana IHC组比FISH组更具有成本效果。结论:在3种诊断ALK的检测方法中,建议优先将Ventan IHC伴随诊断方法纳入NSCLC靶向治疗的疾病管理方案。

伴随诊断相关抗肿瘤药物的发展现状

肿瘤基础研究和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伴随诊断和相关抗肿瘤药物的发展。目前伴随诊断应用的最大分支是通过伴随诊断获得患者针对特定治疗药物的治疗反应的信息,协助制定治疗方案,实现患者的个体化治疗。但伴随诊断及其相关药物在研发和应用上与传统药物有较大不同,本文试对其做一综述。

伴随诊断的临床应用：现况与未来

伴随诊断（CD）与特定的治疗产品（包括药品和生物制品）密切关联，它可以确定可能从这一治疗中获益的患者以及哪些患者针对这一治疗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明显增加等。随着201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体外伴随诊断设备》指南的发布，伴随诊断的概念、范围及使用规范等愈发清晰，而随着精准医学及个体化治疗快速发展的需求，伴随诊断也正从传统的肿瘤治疗，不断向其他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领域发展；同时伴随诊断的检测技术也不再仅限于分子生物学检测，更多不同类型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正在逐渐被关注，有望发展为伴随诊断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