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演剧,何以由真入情?——清末民初民鸣社演剧评论

清末民初,民鸣社演剧人才汇聚。对于伶人演剧,剧评人推崇“酷肖体贴”的角色派别、“至情流露”的表情动作、“声情韵幽”的歌乐舞和“入微得体”的服化设计,形成了“由真入情”的评价标准。探讨清末民初与民鸣社有关的演剧评论,对中国话剧演剧批评与理论的建构不无意义。

戏曲元素与流行歌曲的融合——以《武家坡2021》《伶人》为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受众审美需求的变化,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受到严峻挑战。将流行歌曲作为载体,戏曲元素融入其中,是弘扬戏曲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流行歌曲的文化创新。本文以《武家坡2021》《伶人》两首作品为例,分析流行歌曲中的戏曲元素,包括戏曲题材、戏曲唱腔、编曲乐器、舞台演绎等方面的融入。戏曲元素与流行歌曲的融合具有较高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可以促进中国戏曲的传承和发展,推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拓展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

北宋“伶人词曲”向“士大夫词曲”的转向——以晏殊词曲为例

一、北宋时期伶人词曲的特点与影响(一)伶人词曲的兴起与发展伶人词曲的兴起与发展与北宋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密切相关。北宋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也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审美追求。然而,由于文人士大夫通常被束缚于官场和礼仪规范,他们对于真实生活和情感表达的渴望未能得到充分满足。而伶人词曲作为一种直接反映生活、表达真情实感的艺术形式,得到了社会底层和文化边缘群体的热烈追捧。

晚明以降戏曲活动中士人与伶人的思想抵牾与精神离合

明中后期,以文人化传奇为主导的戏曲体制日益兴盛,与这一时期的主情思潮彼此呼应。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戏曲家均为有过科举或仕进经历的士人群体,他们从剧本创作到排练指导,从参与“登场客串”到“以曲谋生”,与伶人群体产生诸多叠加交集并在价值取向、理想意志上呈现彼此靠拢、相互趋同、有机融合的态势;与此同时,伶人群体自然也相向而行,不断从艺术修养、价值理想、品格担当等维度向士人靠拢。但在这一融合与嬗变的背后,二者又出于不同的道德定位、理想声望、情感立场仍存在较大的思想抵牾与精神离合。

戏曲剧目中的伶人形象研究

伶人剧在古代经过缓慢的发展,终于在近现代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状态,并在新时期开拓出新的题材——伶人传记剧目。伶人形象在演变时,经过了一个从符号化、脸谱化的角色到独特的、个性化的“人”的历程。伶人形象在戏曲剧目中的演变,是伶人社会地位提高、女性主义崛起与艺术理论发展在舞台上的外化。

太平天国治下的伶人与演剧

关于太平天国治下的伶人生活状况与戏曲演出情况,历来少有人论述;偶有提及者,也颇有简单之嫌。该文拟从时人日记杂录中的戏曲史料入手,结合今人的研究成果,在试图勾勒出太平天国治下伶人生活状况的同时,努力探究当时戏曲的舞台演出情况及其有关特征,以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反映出太平天国治下的戏曲面貌。

清代笔记中伶人生存环境管窥

清代笔记中存留着大量的伶人史料,对于伶人地位、伶人交往,以及伶人的艺术面貌、精神面貌等,均有生动而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清代戏曲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通过对笔记中关于伶人生存环境的史料的钩稽整理,勾画出了清代伶人处境、伶人地位,以及伶人社会交往等层面的大致情貌,认为清代伶人的生存境况是在受到等级偏见、社会变革以及时代风气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并表现出一种心理期待与现实境遇间的巨大落差。

清同治光绪年间内廷伶人的时代特征及畸形的文化认同

同治光绪年间是清代内廷戏曲发展史上的一次高峰,亦是京剧艺术在宫内得到逐步发展、壮大,确立其戏曲文化主体地位的重要历史时期。从咸丰年间京剧伶人在宫内"崭露头角",至同治年间的"偃旗息鼓",再至光绪年间,与?平署"内学"、"本家班"("普天同庆班")的"三分天下",京剧伶人一步步成为宫廷戏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光绪九年至三十四年的25年间,更是成为京剧伶人入宫的最集中时段和高峰时期。此时期入宫的京剧伶人无论在来源、身份、承差方式、薪酬等方面,均与乾隆时期入宫的民间昆曲伶人显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与差别。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作家与伶人协同创作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并非传统上所说的"作家作曲、伶人作白"这种形式,元杂剧编演分工不分明,是因为元杂剧的故事间架、说白以及套曲音乐,有大量的口头程式可在表演中创作,所以不必一一写出。杂剧中曲白相生的故事说唱,最终是由伶人在口头表演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完整的元杂剧作品是由作家和伶人共同创作完成的,故元杂剧的完成式只存在于伶人的表演之中,每次表演都可谓是一次新的创作,都会有新的变异。因而,现存元杂剧剧本没有一部为作家的原作。

论《水在时间之下》中的伶人形象

以《水在时间之下》中的伶人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论文认为,小说展现了汉剧艺人精湛的表演艺术,将人物命运与戏曲角色、唱词情境有机结合,丰富了作品内容和审美意蕴;塑造了浓墨重彩、性格各异的伶人形象,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现代历史上真实的伶人群体;以抗战前后为时代背景,展现了伶人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伶人特质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了他们尴尬的社会地位和矛盾的文化心理,探讨了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民俗学价值。

伶人家族的绵延功能及其文化分析

由于伶人家族职业的特殊性,在它的家族功能中,绵延功能有着自身的特点。伶人家族的"内群婚姻",在生物学上很有可能将伶人才能得到一种较为集中的"种族绵延",它本来是属于社会学的性质,即一种国家政治设计的策略结果,却在生物学上产生了职业天才的绵延功能。伶人家族的婚姻关系体现了一种"伶才"的生产和再生产,伶人家族婚姻选择的合适与否,不但关系到"种族绵延"的问题,而且与伶人家族的人力资本也有密切的联系,能够使伶人家族的"伶才"得到更好的扩展及"绵延"。如此"内群婚姻"加上"生理资本"的"讲究"判断,其实它体现了"优生学"的原理,通过婚配关系将伶艺优良者纳入伶人家族,从而使优良"伶才"得到一种"种族绵延"。

伶人家族研究现状述评

本文对学术界家族以及伶人家族研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述评。家族研究,从原来的政治冲动或者政治需要转向到了学术本体的层面;而且,研究方法也逐渐国际化,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结构功能论证成为了中国家族研究的几个主要趋势,强调"实态考察"和"现场分析"对于中国家族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重视"关系"研究。伶人家族研究一直是家族研究中的一个弱项,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与伶人家族相关的著作,但是,它大多是一些著名伶人及其伶人家族成员的回忆录和纪念著作、著名伶人的传记、文化学者对于特定地域与断代历史的伶人家庭及其家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描述性质较为普遍、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较多关注的是知名伶人家族,而对一般伶人家族关注不多,在著述过程中可能对伶人家族的真实历史和真实情景有所溢美和有所忌讳。由此,它也为新的伶人家族研究确立了目标和任务。

论伶人家族职业隔离制度及其政权策略

中国伶人家族因为职业关系,而被中国传统社会"隔离",从人身自由和人格精神多个方面对伶人进行了全面的"隔离"包围,主要包括婚姻、科举、服饰、社会行为、公共舆论等"隔离"方式,前四种"隔离"都是一种强力制度,属于国家机器范畴,"是在政治社会中实现强制",后一种"隔离"则是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在市民社会中建立权威"。伶人家族职业隔离制度充满了一种强制性和被迫性,是中国职业系统中一种非常严酷而又充斥微妙政治动机的调控机制,不但使中国优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也使伶人与家族的关系更加密切。

伶人家族的社交圈及其文化分析

伶人家族的社交圈,主要分为文士圈、官吏圈和商人圈。由于伶业的泛家族化现象,伶界内部的人际"社交"关系,没有成为伶人家族"社交圈"的论述对象,应该说它对于伶人家族的内在作用更加显著,形成了伶人家族"社交"的"内生态圈"。与文士、官吏、商人三个阶层形成的伶人家族"社交圈",则是伶人家族"社交"的"外生态圈",如此的"外生态圈",构成了一种伶人家族的"互惠结构"及其"社会资本"。

伶人阶级的家族结构论纲

由于伶人家族的特殊性,作为静态的外部构造的家族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传统家族相对稳定的家族结构有所变异,一是"二大一小"的结构形态,"二大"是指两个大的家族和泛家族系统,"一小"即伶人进入伶界以后自身所组成的家族结构;二是家点族面的发展过程,伶人家族从点到面的发展,它是一种特殊生存环境下形成的同业家族,伶人家族在同业内部发展家族成员关系的特殊状况,也就具有一种封闭社会的家族结构形态;三是地广权稀的基本格局,伶业的流动属性使伶人家族结构出现了"地广权稀"的特征,族规和家法由于地理的空间因素而产生疏松现象。

民国时期广州剧评中的伶人百态探析——以《广州民国日报》中的剧评史料为对象

随着广州戏剧的兴起和发展,民国时期的广州剧坛兴起了一股评伶之风。即使在具有官报性质的《广州民国日报》中也可看到很多以伶人作为评论对象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剧评家们以声色艺三者为标准排列出了当时广州剧坛的伶人座次,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名角"形象,同时还以改良社会的标准披露了伶人的种种恶习,展示了民国时期广州剧坛的伶人百态。这些剧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我们对民国时期广州剧坛伶人的认识和理解。

伶人家族的文化图谱志——评厉震林教授《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戏曲伶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身份上受到的贬抑和舞台上聚集的光环形成了奇怪的混合。如何厘清戏曲伶人这种独特的生存状态？其表现形式、产生的原因及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依靠观察伶人的演剧活动或生平事迹，往往难中肯綮。近日，研读了厉震林教授的《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一书，颇有豁然开朗之感，仿佛一扇了解中国戏曲伶人文化性格的大门正在悄然打开。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在学术史上是一个边缘性的领域，究其原因，是“在伶人被隔离化和孤立化的社会语境下，史家不可能对伶人及其家族投以过多的关注，加上关于伶人及其家族的史籍资料又少，因此难以出现伶人家族著作，也应该是符合历史客观情况的。”

司马迁《史记》中伶人对政治的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伶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并不是“善类”。不过一些伶人与善于讽谏的忠臣一样，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起到过积极作用，他们使用不同的讽谏手法规劝国君，帮助国君改正失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看到伶人积极讽谏的事例与他们的讽谏艺术。

明清戏曲活动中士人与伶人交游及其关系管窥

明清时期,随着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在荣辱沉浮的巨大落差中,一批怀才不遇、落拓而归的士人与伶人群体在创作、搬演和戏班经营中,因与伶人相似的生存境遇和抒愤寄托的心理背景,便由传统的主仆从属关系发展为心灵知音、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商业关系。部分士人甚至主动选择与优伶为伍,而伶人为提升自己的戏曲品味和文化素养,或是寻求改变其贱业乐籍的出身困境,主动向士人靠拢,士与伶的关系定位、身份界限逐渐模糊甚至出现角色互融与转换。

论《歧路灯》中戏曲伶人的描写及其意蕴

《歧路灯》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伶人形象 ,既展示了他们卑贱的地位、悲惨的命运、畸形的心态和恶劣的行径 ,又描写了谭绍闻因与他们交往而致堕落的过程。这些描写 ,既是作者营构小说主题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