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高增长与企业“低技术锁定”——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证据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中国经济经历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国企业却陷入了"低技术锁定"状态,企业研发创新比例较低,研发创新的投入也低于最优的研发创新规模。同时,住房市场改革以来,中国房价经历了高速增长。泡沫理论表明,高房价既能产生流动性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也能产生杠杆效应,挤出研发投资。文章利用匹配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35个大中城市宏观数据,从高房价的视角为我国企业的"低技术锁定"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研究显示,在房价增速快、房地产投资回报率高的背景下,企业将资源配置到房地产部门,从而挤出投资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研发投资。房价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占总资产比重下降0.051个百分点,人均研发投入下降92.03元;房价增速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研发投入占总资产比重和人均研发投入下降幅度将分别达到31.80%和15.50%。政府必须在产业政策和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调整,优化产业环境,以有效引导实体企业投资结构的合理化。

制度倾斜、低技术锁定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试图回答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在中国为何难以成立的问题。通过建立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博弈模型,我们证明了:对垄断厂商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倾斜,会削弱非垄断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进一步地,这会使得非垄断企业减少研发人员投入并增大其成为垄断厂商中间制品生产者的概率,同时使垄断厂商成为创新主导者的概率增大,于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最终使得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实现。在上述情况下,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出现的频率会大大降低。这正是中国特色"低技术锁定"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多主体参与下中国光伏产业低端技术锁定突破问题研究

针对中国光伏产业低端技术锁定现状,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技术突破模式,分析参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光伏企业和学研机构突破低端技术锁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典型情形分析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和收敛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上级政府奖励、外部性收益和科研经费无助于推动三方合作;第二,光伏企业扶持性补贴对三方合作的的影响呈现"倒U形",存在"补贴拐点";第三,增加对学研机构的扶持性投入无助于提升学研机构的合作意愿,而增加企业关联收益和学研机构的创新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学研机构的合作意愿。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建立光伏产业递阶式补贴机制、培育行业典型及技术标杆企业、优化政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政策建议。

FDI与企业技术“低端锁定”

文章利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FDI对企业技术选择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可以提高合资企业技术水平,却降低了与合资企业同在一行业的非合资企业技术水平,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相关技术。负向外溢效应证实了FDI可能通过"市场窃取效应"导致与合资企业同在一行业企业技术选择的"低端锁定"。同时文章也发现,FDI还降低了与合资企业同在一城市的非合资企业技术水平,这可能是通过"技能员工窃取效应"完成的,这也导致了非合资企业的技术"低端锁定"。进一步,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整体评估表明,在样本数据中FDI负面外溢效应超越了正向外溢效应,整体效应为负,因此得出结论,FDI整体上降低了东道国的企业技术选择水平。在这个意义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FDI吸引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技术的"低端锁定"。

消费升级、政企合作与产能过剩

促进消费升级对有效化解低端技术投资潮涌所导致的中国式产能过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政企合作视角,采用工业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消费升级抑制产能过剩的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升级有效地抑制了产能过剩。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消费升级通过政企合作的渠道阻止企业选择低端技术生产,进而抑制产能过剩。以上结论为中国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

财政分权、政商关系和结构性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1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和GMM的分析

结构性产能过剩长期困扰中国工业部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本文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层博弈模型中刻画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并利用2001-2011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检验财政分权对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具有正向影响,并通过政商关系的渠道促使中国企业选择低端技术生产,进而导致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因此,为治理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