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治理权:网格化管理实践限度再审视——基于Q市H区的调查与反思

近年来,网格化管理虽然已经成为各地广泛采用的地方治理创新模式,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限度。既有研究从政社关系、组织架构和技术治理等视角对网格化管理实践限度进行了讨论,忽略了社区网格权责特征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对Q市H区的案例分析,从治理权视角对网格化管理实践限度进行再审视。研究发现社区网格在基层治理体系的低治理权位置,使其呈现权责失衡的特点。低治理权与属地责任扩张、刚性技术规则的压力型环境间存在结构性张力,迫使基层执行者通过一系列变通策略来应对,最终导致了网格化管理内卷化和悬浮化。从治理权视角审视网格化管理绩效的提升路径,应明确网格的权责定位,审视网格化管理的技术治理特性,推动网格化管理从综合平台向专治平台的功能转变。

“低治理权”与基层购买公共服务困境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中国治理创新的重要导向。虽然有理念、政策和财政的支持,但公共服务外包仍然面临多重困境。本研究从国家治理结构的角度,通过对某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过程的案例分析,探讨购买公共服务在基层社区产生困境的原因。在当前治理体系中,基层组织处于低治理权的结构位置,被动应对自上而下的多重任务。因此,作为最基层的单位,社区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调动资源拼凑应对。社会组织承接服务是专业化治理的运作逻辑,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与社区组织产生矛盾。两种治理逻辑的张力是购买公共服务产生困境的根本原因。同时本文还指出,低治理权及其产生的治理问题不仅限于基层购买公共服务,在其他领域的公共治理中也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