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戈茨生育模型演变及其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新解释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性别偏好、初育年龄的推迟、婚姻的解体、竞争性因素仍然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进一步对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生育政策纳入模型之中,发现政策本身对实现生育意愿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控制政策因素之后其他促进或抑制生育的因素仍然存在影响。此外,随着队列的晚近,不同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性别偏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完善以及差异化的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罗马帝国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探析

由于共和时期的对外征伐和内战仇杀,罗马公民人口呈减少趋势。帝国时期,精英阶层盛行不婚不育之风,人口生育率下降,公民家庭少子化现象严重。为解决人口危机,奥古斯都相继出台《反通奸法》《婚姻法》,倡导传统家庭观念,鼓励结婚多育并惩罚不婚不育。后世诸帝大都奉行这类婚育法令,并加以补充和优化,特别是颁行了保障母子(女)权益、禁止弃婴及设立贫儿补助计划等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基本权益。为推行这些法令,帝王们通过发表演说、公开树立婚育典范、建造纪念碑和铸造钱币图案等形式宣传生育的重要性。这些生育政策旨在确保罗马公民的人口优势,维持帝国稳定与繁荣,具有政治性的功利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出生率低的严峻形势,也带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氛围。

低生育率背景下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挑战与应对

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明确了目标,为推动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学前系统的内生发展,能够为学前教育事业实现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却面临着资源配置难度提高、师资素养基准提高、幼儿园运营阻力提高等挑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通过资源配置、专项培训、改善运营等应对策略,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缓解我国所面临的低生育率困境。

抗氧化剂在低生育力女性治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氧化应激与各种因素导致的女性生育力下降密切相关。抗氧化剂能拮抗氧化应激的作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生育力低下女性的辅助治疗。然而,抗氧化剂能否提高生育力低下女性的生育力,改善其妊娠结局,临床上相关研究较少,且质量较低,结论不一。该文就氧化应激对女性生育力的影响,以及抗氧化剂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不明原因性不孕等常见的导致女性生育力下降,且与氧化应激密切相关疾病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后工业社会低生育理论视角下我国低生育问题探析

在全球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水平正经历着由高到低的下降过程,我国目前已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研究我国当前低生育水平和人们的低生育意愿,离不开低生育的全球化背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性别平等理论、进度效应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可以解答我国低生育率问题。建议在厘清诸种低生育率理论对我国实用性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生育转变具有混合和浓缩的特征,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生育理论,为我国应对人口负增长形势提供参考。

低生育率背景下基层妇幼保健院发展战略研究——以海南省某区级妇幼保健院为例

低生育率背景下,基层妇幼保健院面临业务量减少的威胁。本文以海南省某区级妇幼保健院为例,运用SWOT模型分析基层妇幼保健院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提出相应类型的发展战略。基层妇幼保健院具有贴近市场、服务较易改善的优势,存在人才缺乏、技术薄弱、社会信任度和管理水平较低的劣势;外部环境存在政府高度重视、医联体政策利好、群众注重身心健康和人文关怀的机会,面临生育率下降、高危孕产妇分级管理、医院间竞争加剧的威胁。基层妇幼保健院应根据内外环境实施增长型战略、扭转型战略、多元化战略和防御型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

对中国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缺乏共识,导致中国人口政策转变滞后,生育支持政策缺乏系统性且力度不足,少子老龄化问题严重。只有深刻认识中国低生育率的复杂成因和发展趋势,才能制定出合理对策,有效化解低生育率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过低的生育率使中国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特殊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可能须与低生育率长期共存,因此,中国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积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结构性改革,将生育率提高到合理水平,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再生产;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人口素质,开发劳动替代技术,挖掘国内外人力资源潜力,加快新型现代化转型,实现与低生育率的长期良性共存。

低生育率背景下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民办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支柱,对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近年来,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给民办幼儿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民办幼儿园发展面临学位供需矛盾日渐凸显、园所运营压力逐渐增大与教师队伍建设更为艰难三大困境。分析发现,生育率下降、财政扶持资金落实不到位及教师队伍管理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为突破困境,民办幼儿园需要积极应对,加快转型升级,扩大服务范围;追求特色办园,提高核心竞争力;建立扶持机制,扩大资金来源。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低生育率带来的发展困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路,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中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甚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这与新时期宏观生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影响生育的新因素开始凸显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新媒体快速传播低生育文化等成为影响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应该将这些新因素纳入考虑,从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着手,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生育中面临的困境,帮助他们实现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低生育危机与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持续低迷的低生育态势,影响着中国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生育是内含经济理性的行为,主要由于生育的成本、风险和代价太高,而生育的收益、效用和回报相对较少,普遍进入成本约束型低生育时期。生育友好既有对少生不生的包容,也是对多生优生的鼓励和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维度思考和发力,遵循生育的文化友好、权利友好和福利友好三个基本逻辑。

基于个人经济利益考量的低生育率之忧及化解对策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低生育率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我们担忧的是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应围绕低生育率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针对性措施。从个人经济利益角度来考量,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带来结婚意愿下降、离婚率上升;女性经济独立与女性生育工具性的矛盾;个人生活品质追求与生育负担的冲突;生育由“养儿防老”的家庭需要衍化为一种社会责任;新的法律法规倾向于尊重个体、保护个人权益,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导致了新的不平衡;等等。因此,应从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的角度顶层设计鼓励生育的法律政策;推进家庭劳动社会化、智能化,解决育儿、养老者的后顾之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让年轻人愿意结婚、生育;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鼓励年轻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减少女性生育风险,化解生育焦虑,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背景下多元化生育支持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

作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在实现生育支持和提振生育意愿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该把建立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生育支持公共服务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因为一个缺乏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会造成结构性或系统性的歧视,导致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公共服务之外,同时也会制约公共服务目标的真正实现。因此,如何合理地反映社会利益的多样性是构建生育支持公共服务的核心原则。

关于低生育率的理论综述

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进入很低生育率行列,中国的部分特大城市甚至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低生育率事实呼唤低生育率理论。对与低生育率相关的七种理论进行分析,包括人口转变理论、理论选择理论、班加茨的低生育率模型、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扩散理论、性别均衡理论和文化视角。这些理论和模型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女性学、行为主义和文化等不同学科,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对生育率进行解读。人口学家不能依靠一个囊括所有方面的宏大理论来解释多样化的低生育率现实,而要从地区模式来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低生育率模式。

低生育水平下中国育龄家庭的规模与变动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0年数据获得的结构相关信息进行时间回归拟合,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低生育水平时期中国育龄家庭的规模和比例发现,育龄家庭在规模和变动趋势上与全国家庭户的特点有所不同。1993年以来,中国育龄家庭规模为2.1亿~2.5亿户,在家庭户中所占比例为44%~73%,规模及占比随时间推移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育龄家庭”是对既有研究中常用的“家庭”概念在生育维度的聚焦,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家庭生育动力弱化的现实,深入解释出生人口数不断下滑的内在原因。

法国生育政策及对中国低生育现状的启示

在分析法国生育政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从构建新型婚育文化、优化婚育支持体系、保障家庭婚育权益等三方面出发,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与完善——基于国外经验的分析与反思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总和生育率虽有变化,但波动幅度较为平缓。作为现代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欧洲国家在现金补贴、产假制度及托育服务方面率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试图缓解“低生育率陷阱”带来的后果。本研究从家庭补贴、产假制度以及托育服务等方面阐述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要做法,在此基础上以瑞典、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俄罗斯为例,分析和对比这六个国家在不同国情下生育支持政策的侧重点,并通过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具体数据分析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在反思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认为在三孩政策下,中国应从审慎使用大范围、高额度的现金补助,倡导周期性的家庭支持政策,落实以保障女性权益为目标的灵活产假制度,建立和完善以技术服务为支撑的完整性托育服务体系等多方面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低生育率背景下基本医疗保险与新生儿健康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在低生育率现实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分析中国新生儿健康现状,阐述孕妇参加医疗保险促进新生儿健康的机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新生儿医疗保障、保障妇幼群体的“基本”、由“保生存”转向“促健康”的对策建议,旨在为“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后续保障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低生育率国家支持生育的家庭福利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育龄妇女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通过梳理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七个低生育率国家在托幼机构、儿童保育、经济支持、女性假期与就业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提出了我国支持生育的家庭福利保障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做好政策顶层设计,强化以家庭整体为基本对象单位的福利政策,家庭福利政策要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强化0-3岁托幼服务建设,形成组合式、多样化的家庭福利政策,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