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的法理探寻

“情节恶劣”的认定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问题。以“主观恶性”“社会影响”以及“犯罪结果”等要素为核心的认定模式,忽视了低龄未成年人的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以及可塑性较高的客观事实,容易导致“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模糊、认定后果宽泛等问题。“情节恶劣”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定位应当是客观处罚条件,其立法目的在于排除那些再犯可能性较低的低龄未成年人。“情节恶劣”的具体内容包括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两个部分;前者是反映低龄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较高的要件,后者是反映低龄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较低的要件。只有在满足了积极要件且不符合消极要件时,低龄未成年人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情节恶劣”。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情节恶劣”要件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至十二周岁,并确立了三个实体法上的要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程序。其中"情节恶劣"要件的规定最为笼统,同时又可能是划定和严格控制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关键所在。我国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转为死刑立即执行所要求的情节恶劣标准、故意杀人案件中"情节恶劣"认定的实践状况和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少年法院放弃管辖的标准,可以为探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中情节恶劣要件提供有益的比较与参照,并通过参照得出整体性、方向性的初步结论。在对情节恶劣要件进行把握时必须赋予充分的裁量权,并应当通过程序、专业和标志性的案例对裁量权进行限制,同时还必须遵循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要求。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应对

低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如果仅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方法,是社会、家庭的不作为,既无法达到良好的惩治效果,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因此,在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时,应注意减少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降低犯罪诱因;秉持家庭、学校双管齐下,坚持治早、治小,综合防治原则;还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完善低龄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矫正机制。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应对路径

在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愈发凸显。有学者主张,通过提前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来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而这种刑事应对路径治标不治本。为了有效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更好的刑事路径选择在于建立、完善针对未成年人的兼具教育与惩罚的刑罚替代措施,真正使得未成年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一定的惩罚,并得到相应的教育。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在修正案已经出台并开始适用的背景下,应当重点讨论的是如何正确理解修正案中的具体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从严从紧提高低龄未成年罪错人的入罪门槛,依法把实际受追诉或者被定罪的未成年人的数量降至最低。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降低到十二周岁,如何妥当适用这一规定是当前司法实务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平衡双向保护原则中社会保护和未成年人保护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使立法、司法保持逻辑自洽,采取“罪行+两个特定罪名说”解释“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这一范围具有合理性。从当然解释的立场出发,采用“择一对应论”对“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一结果要件与前述的罪名范围排列组合成四种情形较为可取。通过重点考察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犯罪前科及悔罪表现、被害人的特殊性与人数、行为次数、犯罪地点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积极性因素,同时重视对其身心发育是否迟滞、其成长环境是否存在严重缺失并由此导致人格缺陷,被害人是否存在明显过错等消极性因素的考察,从而综合判断涉案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否达到“情节恶劣”的要求。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核准追诉的程序上,应将与侦查机关同级的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报请机关;采用逐级上报、层层审核并最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决定是否核准的方式;在报请核准期间,可以考虑将涉案低龄未成年人临时安置在看守所设立的专门区域;同时,应当允许涉案低龄未成年人在报请核准期间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程序司法实践问题与完善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后的《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共同推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完善

2020年8月17日,全国人大公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二次审议后的修订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笔者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这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很多修订工作。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情况复杂、严峻,由于这些未成年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司法实践中难以处理。这种局面助长了这些低龄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客观上纵容他们更加藐视社会规则,以致走上更严重的犯罪道路。

论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规范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附条件地降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17条第3款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类案中对情节恶劣的判断应当坚持主客观综合评价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仅是程序条件,是否负刑事责任仍应当由法院判决确定。核准追诉应当以不核准为原则,以核准为例外,具体应当重点考察除前几项条件以外的能够不核准的事由。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核准追诉的被告人裁判时,应当同时适用《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刑法的公平正义并不全部体现于对犯罪人的惩罚与保护,也有部分体现于安抚被害人的情绪,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的被害人安抚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应避免被情绪干扰,以确保实质正义的实现。

2020年我国刑法适用要报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刑法对疫情防控作出及时反应,系列刑事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犯罪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高空抛物、疫情防控、冒名顶替上大学等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等作出了积极回应。要报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正当防卫的再检视,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冒名顶替入学问题的刑法规制,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规制,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重大调整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围绕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公共卫生刑事保障、惩治金融乱象等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对刑法作出修改完善,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刑法完成新一轮修改:切实回应社会热点

本次刑法修改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作为核心任务,解决实践中突出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未成年人被性侵害问题、安全生产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公共卫生刑事保障问题,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我国刑法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必要性及规则建构——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中心

2021年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进一步降低了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但是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一刀切”的模式无法探讨个体间的差别,不具有弹性化。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以对我国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补充,充分体现刑法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功能。本文将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历史发展与不足、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的起源与域外发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的关系等五个方面来阐述笔者的观点,从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该规则的中国化建构对我国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则的不足的弥补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