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住房机会指数(HOI)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研究

准确衡量城镇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关键。本文系统引入美国住房建造者协会的“住房机会指数(HOI)”,从住宅供给结构角度衡量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并基于此指标首次测度了34个大中城市的住房机会指数。研究发现,34个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住房支付困难的问题,深圳、北京、厦门、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和热点旅游城市存在严重住房支付困难问题,其次为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和西部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东部内陆省会城市。进一步研究发现,下调住房首付比例虽短期内降低了购房进入门槛,但长期看扩大了家庭月住房支出,不利于家庭长期住房支付能力的提升,而下调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则有助于直接提升住房支付能力。本文研究可丰富完善我国住房支付评价体系,从供给角度考察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住房机会指数这一指标的应用更有助于我国住房供给政策的设计,因地制宜地优化住房供给结构,以满足不同群体住房需求。

住房与交通可支付能力空间特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引入住房与交通可支付能力的创新方法,对南京市中心城区的住房与交通综合负担展开研究,将住房类型分为三类,在交通成本的计算过程中纳入广义的时间成本概念,并通过可达性分析和交通调查两种不同方式获取交通成本数据,从排除家庭选择影响和实际家庭选择倾向两个不同方面,对南京市的住房综合负担展开研究。并首次对中美综合负担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发现中美负担能力在"中心—边缘"空间结构中的格局差异。最后根据综合负担研究结果,分别从居民和城市政府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启示。

住房支付能力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和Ordered Probit模型,考察住房支付能力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显示,住房支付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住房支付能力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经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健康状况、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是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渠道。鉴于此,政府应通过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措施,提升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居民主观福利。

中国主要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演化特征研究

运用房价收入比、滑动T检验和Sen’s斜率估计等方法,对中国27个大中城市2001—2019年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演化特征与中国房地产调控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中国主要城市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在研究期内总体呈较明显的减弱趋势,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等级“持续下降”和“越级下降”的现象较普遍,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呈“加速下降”演化特征的城市占比达18.52%。(2)不同城市在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等级演化特征、房价收入比演化阶段及阶段性演化趋势3个维度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3)总体而言,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演化阶段与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和地方出台重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时间点存在较强关联,住房支付能力的阶段性演化趋势与中国房地产发展情况相一致。研究呼吁建立健全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评估监测制度,及时掌握主要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及其演化规律。坚持“房住不炒”和“稳房价”的总体定位,科学合理制定房地产调控的“一揽子”政策,分区、分类推进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提升工程。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测度与比较

根据房价收入比、住房可支付性指数和剩余收入法的不同适用性,对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及其时序变动、区域差异和收入阶层差异进行了测度与比较。结果表明,最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力无法在住房市场中实现其住房需求;中等收入及以下各阶层住房支付能力呈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持续扩大;中国城镇住房供应结构不尽合理,各收入阶层与相应住房类型匹配性不完善,中低收入阶层城镇居民面临着较严重的住房压力。

剩余收入法、供需不匹配性与住房可支付能力的衡量--基于上海的考察

住房可支付能力的内涵至少可以从总体层面、收入结构和住宅供给结构三个维度予以理解,传统房价收入比和月付收入比指标难以衡量收入结构和住宅供给结构对住房可支付能力的影响,住房可支付能力结构效应的研究在国内还相对缺乏。本文介绍了剩余收入法和不匹配性方法衡量住房可支付能力结构效应的基本原理,并将两种方法予以结合,使用住房机会指数和住房机会曲线衡量了上海住房可支付能力的状况。研究发现,2000—2007年上海居民住房可支付能力有不断恶化的趋势,除了住宅价格的快速上涨,贫富差距的逐步扩大和住宅户型结构供给的不合理是住房可支付能力恶化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结论,可以在学术层面上丰富住房可支付能力的内涵,并对政府制定住房规划和出台多层次的住房保障政策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基于收入余额指标的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评价模型

为了准确地评价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运用收入余额指标评价方法研究住房支付能力问题.区分了由于需求和供给不足导致的4种住房支付能力不足,构建了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问题评价模型,明确评价的基本因素——最基本生活水平标准及最基本居住水平标准,分析影响因素——家庭预算能力、家庭住房支出能力、住房供求结构.评价模型的建立,为确定住房保障范围、选择住房保障政策、确定住房保障支付水平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支付能力、金融支持与住房供给双轨制

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我国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严重不足。以支持住房需求为主导的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支持因素由于显著推高了房价,导致住房市场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因而不仅未能解决甚至还恶化了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加快保障房建设,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我国有望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支付能力,并最终实现"住有所居"的长期目标。

住房支付能力、生育行为与人口年龄结构

本文通过构建房价收入比、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发现自我国实施货币化分房政策以来,高房价对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年龄结构有重要影响。主要结论:(1)房价持续上涨,导致住房支付能力减弱,迫使人们做出推迟婚育的抉择;(2)住房支付能力减弱,直接使人口出生率下降,但经过4到5年的调整,人口出生率又逐渐恢复;(3)住房支付能力降低,间接拉低少儿抚养比,导致人口结构的老化;(4)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动也会引起房价的变化,特别是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降低会影响到预期房价。基于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特征和人口发展的现状,本文认为在将房价控制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有必要积极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人口政策、教育措施、养老方式及住房保障政策相匹配,才能释放家庭活力,优化代际关系,最终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房价收入比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研究——以上海中等收入居民为例

面对高涨的房价,一些城市的中等收入居民既无足够的支付能力也不符合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条件。本文以上海为例,通过否定国际惯用房价收入比4～6的合理取值范围,分析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来确定房价收入比取值范围。同时对现行房价收入比指标进行修正和改进,以反映中等收入城市居民真实的住房支付能力现状。

中国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制定合适政策、持续释放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而中国区域间的显著差异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数据平台。在两步骤分析框架下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各省级区域的住房支付能力存在显著且持续扩大的差异;在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中,住房价格、贷款利率水平、家庭非住房消费比例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负相关,家庭收入、家庭储蓄、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与住房支付能力呈正相关。

基于不同视角的国外住房支付能力测度研究述评

文章以供求理论为框架,从需求视角、供给视角以及供求失配视角对国外住房支付能力测度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并以层次性、全面性、细分性、数据可获性、目的性为基本原则对这三个视角下的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三个视角下的研究各有侧重,各具优劣。但是,相比起供给视角、供求失配视角而言,需求视角下的研究相对成熟,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了比率法和剩余收入法,比率法又有传统比率法和质量调整比率法两种。文章认为,今后可以以供给失配视角下的研究为第一综合层次,以需求视角和供给视角下的研究为第二细分层次,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并展开深入研究。

保障房对住房支付能力区域差异的影响研究——以经济适用房为例

文章首先选取29个省市为样本对象,以房价收入比作为住房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运用泰尔指数对其住房支付能力区域差异进行了测度。随后,计算了经济适用房价格区域差异和供给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并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住房支付能力区域差异与经济适用房价格区域差异和供给区域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住房支付能力区域的总体差异变化趋势较为平稳,住房支付能力的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引起的;经济适用房对住房支付能力区域差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适用房价格区域差异造成的。最后,文章从关注东部地区住房支付能力区域差异、合理确定经济适用房价格和不断加大经济适用房供给量三个方面给出了缩小我国住房支付能力区域差异的政策建议。

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复合指数的编制

文章将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区分为首付能力和月付能力,编制了"首付+月付"式的住房支付能力复合指数,并解释了其几何意义,给出了"等支付能力线"的概念及其性质。讨论了首付比例和利率因素对该复合指数产生的边际影响,对2012年我国36个大中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复合指数予以测算,发现大多数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较低,且有明显地域差异。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问题研究——基于房价收入比指标

从房价收入比变动趋势及其所处区间范围的视角对全国1998年～2010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问题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逐步上升且趋于合理,这一结论与社会现实中的普通购房者"望楼兴叹"现象似乎构成了一对难以解释的矛盾,原因在于城镇居民家庭间收入差距巨大,导致60%的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不足、部分热点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过高及保障性住房的历史供应不足。

城市居民住房平均支付能力研究——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

居民平均可支付房价与当期住房平均价格的比率决定了当地居民的平均支付能力。住房平均支付能力是检验住房平均价格是否超出了居民的平均经济承受能力、市场是否过热及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关键性指标。由于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和房地产市场的行情不同,各地的支付能力也未必相同。居民平均支付能力的研究旨在度量各地房地产市场行情,为管理部门及时提供监管市场的依据。

基于住房支付能力的住房保障对象界定研究

现有住房保障对象界定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且鲜少考虑居民的住房支付能力问题。文章以"价格"为导向,基于按揭贷款和租金收入比视角分别给出了产权型保障房和租赁型保障房的住房保障对象界定思路与方法。以天津市为案例,在明确界定不同类别保障房的保障对象的基础上,确定了天津市不同收入群体各类保障房支出费用占家庭收入的上限与下限,应用上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界定了两个案例的准入标准。研究结果表明,保障房准入标准设计需要全面考虑"价格"和"住房支付能力",而且应当以家庭收入"范围"取代"界线"来界定保障房准入标准。本研究思路与方法可赋予申请者更多的保障机会,能够提高保障效率和实现保障效果。最后,从配套措施、价格确定、贷款风险和退出机制等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

居民家庭普通商品住房的支付能力研究——以海口市为例

从现有住房支付能力测度方法出发,构建了以单位面积商品住房抵押贷款月还款额占家庭月收入比例为基础的住房支付能力评价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分析海口市居民家庭普通商品住房支付能力。实证表明,若考虑家庭收入增长效应,其住房支付能力将会得到提高;中等偏下收入及以下家庭基本不具有住房支付能力,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则可能发生因购房而诱致的生活贫困问题;此外,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变化也会显著影响住房支付能力。

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农业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八个年度九个省份的微观数据,构建纳入住房支付能力的哈里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运用Probit方法,检验住房支付能力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分别控制了劳动者职业特征、健康状况和家庭负担之后,较低的住房支付能力均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就业的概率。因此,提高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住房支付能力,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流动,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动态房价收入比——判断中国居民住房可支付能力的新思路

要解决好住房保障问题，使每个居民的基本住房需要都得到保证，首先要对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有科学的判断依据。这就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来指导我们合情合理地判断居民的住房困难程度。具体来说，在什么情况下，可认定为对合理的基本住房消费存在支付困难；在什么情况下，可认定为丧失了对合理住房消费的支付能力。显然，只有对合理住房消费有支付能力困难的家庭政府才有必要实施援助。但对于如何测定住房可支付能力的困难程度，现有的理论还有很多局限性。本文提出的“动态房价收入比”可以帮助有关住房政策决策者扩展思路，从而更加科学有效地制定住房保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