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家庭住房债务的影响

基于2017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从微观层面就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我国城镇家庭住房债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持有住房债务的概率呈现倒“U”形分布,其中最有可能承担住房负债的年龄段为26~35岁。家庭少儿人口比提高不仅会增加家庭持有住房债务的概率,还会提高房贷杠杆率,而老年人口比的作用则相反。同时,本研究还验证了风险厌恶这一渠道。从区分自住房和投资房的研究来看,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主要影响自住房债务决策,而对投资房债务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以债生财”还是“因债致贫”? ——家庭住房债务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脱贫的长效机制应考虑到未来贫困风险问题,即应关注贫困脆弱性。随着住房债务在家庭债务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显现,住房债务或将影响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两者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负有住房债务的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显著低于无住房债务的家庭,且以住房债务资产比度量的住房债务压力能够缓解贫困脆弱性。但这种缓解作用并非是持续的,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当住房债务资产比低于137.5%时,住房债务主要表现出净“财富效应”,存在“以债生财”的可能;在此之后,“房奴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刺激“因债致贫”现象的发生。当然,家庭特征不同也会使这种影响产生差异。为减缓相对贫困,可进一步提高住房信贷效率、发挥住房信贷效能。

住房债务对住房财富效应的抑制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CHFS)的微观家庭金融数据,运用债务杠杆率分组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家庭住房债务对体现住房财富效应的家庭非自由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非自由消费支出对持久性收入的变化最敏感,其次是家庭人口数量、住房价值和金融资产;无住房债务和低住房债务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显著,高住房债务家庭不仅住房财富效应不显著,而且已呈现出相对贫困化。

户主年龄与住房债务:偏好还是厌恶

住房的获取成本及其效用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而发生变化。住房债务作为家庭解决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有效手段,是否会随户主年龄增长而产生变化?对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长,户主对住房债务的态度由偏好转为厌恶,拐点出现在30岁。机制分析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和风险偏好在户主年龄对家庭住房债务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家庭是否承担住房债务及债务规模的拐点因家庭收入、房产数量和有无未成年子女呈现出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住房债务资金渠道方面,户主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通过民间机构借款。细分群体来看,低收入家庭及多套房家庭选择亲友借款的概率更高,而有子女的家庭会优先选择亲友借款,其次选择民间机构。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贯彻“房住不炒”的基本思路,保证家庭的合理性住房资金需求,进而缓解住房债务风险提供了政策参考。

住房财富及其债务对城镇职工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和2019年两期数据,使用IV-Probit和IV-Tobit模型,检验了住房价值对中国城镇职工劳动供给的财富效应,并分析了住房债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家庭住房财富的增加,在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长两个方面抑制了城镇职工的劳动供给;第二,住房财富增加对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在住房债务的调节作用下得到缓和;第三,住房财富对劳动供给选择的影响,在不同年龄和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职工群体中存在显著异质性。为了提升城镇职工的劳动供给能力,提出以下建议: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实施适度宽松的信贷政策,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实行差异化政策设计。

越负债,越消费?——住房债务与一般债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当前,我国呈现出消费贷款增速攀升而居民消费增速下降的背离局面。作为平滑跨期消费的重要手段,家庭债务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家庭消费?学术界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分析认为,这取决于债务来源及其特点,住房债务与一般债务在借贷规模、还款期限以及消费指向性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因而会对消费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利用多年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家庭债务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存在“负债性消费”现象。对于负债家庭而言,住房债务会通过“房奴效应”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一般债务会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表明,负债也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消费结构,住房债务会挤出发展与享受型消费,而一般债务则可以起到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此外,上述影响程度与家庭收入、债务压力、城乡地区差异有关。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角度提出可参考的政策优化建议,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平衡“促消费”与“防风险”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异质性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户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比较了异质性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债务杠杆率类型来看,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加剧财务脆弱的效应大于正规债务杠杆率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2)收入对农户财务脆弱程度有明显的弱化影响,住房债务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升高加剧财务脆弱的影响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更强烈。(3)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无显著差异,而非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强烈。因此,应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农户优化债务结构,合理负债,警惕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高企引起的财务风险。

住房资产、债务与家庭消费

由于住房资产与负债相互影响,住房资产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明确。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以有房家庭为样本,对住房资产、住房债务与家庭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总体来看,住房财富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对消费升级也有促进作用,而住房债务则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和消费升级,而且不存在住房债务对家庭消费的门槛效应。交乘项回归系数表明,住房债务对住房财富效应有不确定影响,具体而言,住房债务削弱了住房财富对消费支出的效应,但是却扩大了住房财富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与债务对首套房家庭消费的影响要大于多套房家庭,对食品、衣物以及交通通讯支出的影响显著;从消费升级角度看,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显著,而住房债务仅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影响明显。政策启示是:稳定家庭杠杆率、释放住房财富流动性、优化差异性信贷政策。

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结构性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我国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居民部门"加杠杆"还是"去杠杆"的学术争议。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储蓄率虽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共五期的家庭微观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居民杠杆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出U型关系;与非住房债务相比,住房债务对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影响更大;现阶段我国居民杠杆率处于拐点右侧,其上升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当下需要适度降低以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持经济稳定。据此,提出了增加居民财富水平、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控制居民住房贷款、强化居民债务监管、建立居民杠杆预警机制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