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压力如何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基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调节效应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我国28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数据,考察住房压力对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住房压力与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之间呈倒U型关系;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能够延缓住房压力对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负面影响的发生。进一步分析表明,青年流动人口户籍所处地理位置与居住证办理情况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公共服务的调节效果。

住房压力指数研究

文章创设了住房压力指数,作为衡量购房者住房压力大小的指标,利用房价收入比界定了住房压力合理及不同压力程度的区间,并利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和国外中心城市的实际对住房压力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然后将住房压力指数、房价收入比和住房痛苦指数综合比较,从而验证住房压力指数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2007年各大城市住房压力普遍过大,这显示整体上中国城市住房压力畸高,政府应尽快采取一切可能之措施减轻居民的住房压力。

都市青年住房压力的类型识别

通过对2002年至2014年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涉及都市青年住房压力的75篇报道以及49篇有关都市青年住房压力的期刊论文内容分析发现,本质相同而表述名称不同的都市青年的住房压力可区分为经济能力型住房压力、居住质量型住房压力、婚姻型住房压力、家庭型住房压力、工作发展型住房压力和寻求住房过程中的压力六大类型,这为寻找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点和建立合理的应对住房压力的解决机制提供参考。

住房压力和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

高企的房价给民众带来沉重的住房压力,对政府信任造成消极影响。首次构建了住房压力通过社会公平感影响政府信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17年全国问卷调查的"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状况"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主要研究结论:住房压力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住房压力越大的个体越不信任政府;住房压力负向影响社会公平感,住房压力越大的个体社会公平感越低。社会公平感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社会公平感越高的个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公平感在住房压力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住房压力不但能够直接影响政府信任,而且能够通过社会公平感间接影响政府信任。研究结果揭示了缓解民众住房压力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中国城市住房压力指数研究——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的比较

利用＂住房压力指数＂指标计算2005~2009年北京、上海、武汉和重庆四个城市的住房压力,得出近几年四个城市住房压力的总体趋势、四个城市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住房压力的具体情况以及2009年四个城市住房压力比较,最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我国,随着恩格尔系数达到小康或富裕阶段,住房逐渐替代食物在消费支出中的核心地位,即住房压力指数可以替代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家庭经济压力大小、富裕程度、幸福程度以及城市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同时将住房压力指数命名为＂任-金＂系数。

住房支出压力、数字普惠金融与定居意愿——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

基于2014—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住房支出压力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住房支出压力对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弱化这种负向影响,其内在机制体现为家庭流动性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效应在受教育程度较低、40岁及以下、男性、农业户口以及省内流动人口中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当前在城市暂无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明显的“挽留效应”,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要多措并举提升流动人口住房可负担能力,提高住房的供求匹配程度,深入推动户籍制度、学区制度等配套性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城市吸引力和宜居水平。

基于减轻城镇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压力的个人所得税改革

现行个人所得税课税制度没能关注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压力,一是工资薪金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减除费用没有把房租和购房还贷压力考虑进去;二是住房租赁、转让收益所得税设计不合理,不利于形成公平合理的商品住房价格机制。为缓解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和购房压力,建议个人所得税改革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将规定面积内的房租和居民首套房按揭贷款还贷支出纳入工资性所得和经营性所得税前专项扣除项目;二是根据收益率水平对房产收益按照超率累进税率课税,并采用免征额制,以有效调控投资性房产收益、平抑房价。

长江流域中心城市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比较研究——以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为例

利用统计分析法和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法,计算1997-2010年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4个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居民住房消费能力、住房消费压力和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对比分析了1997-2010年4城市住房消费能力、住房消费压力和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趋势及差异.研究结论:1)4个城市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都大于国际公认值6,城市居民买房比较困难;2)1997-2010年4个城市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逐年加深,原因一是商品住房价格上涨,二是人均住房面积增大;3)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4个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存在区域差异;4)政府通过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提高居民收人以及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来降低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

城市居民住房“杜甫指数”体系的构建及意义

本文创设了“杜甫指数”,选取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人均住房面积、住房自有率、居民杠杆率五个指标构建杜甫指数体系,以期反映不同城市居民的住房情况。通过计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和成都六个城市的杜甫指数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得出结论并提出未来改进的方向。

“小产权房”变更为保障性住房的可行性研究

"小产权房"和保障性住房都是中国在房改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两者的开发动机虽然不同,但是在社会功能及覆盖范围上却存着很多相似之处。将"小产权房"变更为保障性住房,既能改变中低收入者无力购买商品房尴尬窘境,又能有效地扩大保障性住房的来源,而且可以为部分"小产权房"提供一个合法的解决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分析研究了"小产权房"变更为保障性住房的可行性及其具体方法,为我国"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北上广还是二线?——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分析

近年间,大学毕业生"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各类调查和研究对于"逃离""聚集"抑或"回归"一线城市仍有争议。本文使用2013年和2014年全国12所高校大学生追踪调查,分析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区域流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论是就业地点还是期望就业地点,毕业生选择一线城市的比例呈下降态势,而对于二线城市,尤其发达地区二线城市的热情有所上升。来自城市地区、家庭背景较优越的大学生更可能在一线、二线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就业。大学生总体看好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前景,毕业生在发达地区二线城市的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并不差于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房价飙升、居住满意度较低,从而解释了大学生逃离一线城市、聚集较发达地区二线城市的动因。研究发现对于区域发展、相关社会政策和青年社会流动有一定启示。

我国青年住房问题识别和解决路径——基于租、购房压力的测算和分析

青年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发展提升的关键要素。当前青年群体面临较大的住房压力,其住房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并亟待解决。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并测算住房压力指数(HSI),并利用图表统计法对青年住房压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中、老年群体相比,青年购房压力较大,租房压力较小;购房与租房青年的住房压力均随年龄的增大而波动上升;整体来看,购房青年的住房总压力小于租房青年;购房青年最为明显的是住房面积压力;租房青年最为明显的是社会情绪压力。依据青年群体所面临的住房压力类型确定其住房问题的严重程度,提出通过实物保障、货币补贴、金融支持、市场途径等多种渠道解决各类青年群体的住房问题,在有条件的城市以自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以租赁住房为辅,实现青年住房由难到易、由租到购的平稳过渡。

舒适家居 筑暖湘江

长沙作为华中区域的核心城市,其房价始终在低位徘徊,较低的住房价格缓解了当地居民的住房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这给舒适家居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市场基础。在本期“舒适圈”板块中,本刊编辑走进长沙市场,通过走访厂家、经销商,从产品、营销、服务、案例等多个角度,探索和分析长沙地区舒适家居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新就业大学生住房状况调查——以南京市为例

以南京市为例,对城市新就业大学生的住房现状开展了大样本的抽样调查,并应用描述统计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发现城市新就业大学生的住房现状不容乐观,住房压力普遍较大,影响因素和住房需求呈现多样化。最后从保障房选址、租金制定、增加购房机会等方面提出破解其住房困境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