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

《志玄安乐经》是２０世纪初敦煌出土的唐代景教写本，原件自始便为藏书家李盛铎私人所占有，后来又被其贩卖给日本人，直至１９５８年才有局部照片披露。该件录文于１９２９年由 日本羽田亨博士刊布，１９３４年佐伯好郎博士重新制作录文刊布并加英译；当今学界流行的该写本录文多源自佐伯文本。文章就该写本录文的刊布过程进行了追踪考察，指出佐伯文本不符合古文书整理的规范，其中存在若干失误，认为在原写本未公开展示之前，对该经的专门研究应依据羽田最早发表的录文。

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羽田本、佐伯本录文再比较

《志玄安乐经》是珍贵的唐代景教经典,内容丰富,价值极大。该经原为清末藏书大家李盛铎所藏,1935年被售到日本,现藏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长期以来,《志玄安乐经》写本的全部照片一直未能刊布,学界对其实际面貌多无从了解。日本学者羽田亨从李盛铎处得见《志玄安乐经》原件,并抄录全文,于1929年最早公开该经录文。日本另一学者佐伯好郎在羽田本的基础上重新录文并加英译发表在《辅仁学志》上,还对该经卷首部分的残缺多做填补。此后,学界研究中所用录文殆出自佐伯本。佐伯本对学界既有巨大的学术影响,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导向。通过对《志玄安乐经》写本照片与羽田本、佐伯本的比较,可以发现羽田本、佐伯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误,而佐伯本的失误较羽田本为多。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看,羽田本和佐伯本的录文大多数是正确的,仍不乏参考价值,尤其是佐伯本对卷首残缺的填补,更绝非随意杜撰,也有其合理性。

朱谦之论景教的“异端”问题——与佐伯好郎的对比

应以何种方法、何种视角研究和看待景教“异端”,是中国景教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以朱谦之和佐伯好郎为例,分述其研究进路。佐伯好郎采取法学的方法,先以法学框架定义基督教,后判定聂斯托利被判为异端存在程序不正义和事实不清的问题;朱谦之采用唯物史观,对“异端”的争论采取中立态度,用进步与否来判定两种神学思想。对比两者的研究方法,朱谦之较佐伯好郎有所发展,对景教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研究方法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条件下大数据技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监控资本主义的时代》述评

监控资本主义理论是佐伯芙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数据技术运行秩序的图绘与反思。在她看来,大数据技术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造成了深刻的变革,导致了基于监控的数据经济模式的来临,大数据技术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了监控资本主义社会。佐伯芙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两个维度对监控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在生产方式批判维度,揭露数据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用户行为剩余,实现监控资本的积累。在社会关系批判维度,指出微观层次上将人异化为数据原材料,宏观层次上工具主义权力形式正在形成。佐伯芙提出了思想深刻、特色鲜明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大数据技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但是其技术决定论倾向需要质疑。

关于“景教碑”出土问题的争议

一、争议的缘由和意义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驰名中外,研究此碑的中外学者很多,但是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少.“出土问题”(或称“

浅识景教碑几个叙利亚文字考释之岐异

一、叙利亚文部分的重要性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分为汉文和古叙利亚两都分,正文为汉文,古叙利亚文字分列于碑边、碑底和碑侧。研究者们对汉文某些词句的理解,多不相同,对某些古叙利亚文字的释译以及对某些叙利亚文僧名的考订,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有些与唐景教会的组织机构和景教碑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因之,对于这些释译,考订之差异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日本學者三夷教相關論著目録

一、論文羽田亨,新出波斯教残経に就て,東洋学報通号,247—263,1912-05。原田淑人,唐小説杜子春伝と祆教,東洋学報6(3),423—427,1916-10。石田幹之助,支那に於いて出版せられたる回教文献に就いて,東洋学報8(2),308—314,1918-05。

雁影斋题跋

巴陵方柳桥观察官广东四十年好书有奇癖。闻人家善本、必多方钩致之。不可得。则展转传钞。期于必备。光绪初元、日本方一意变法。视旧籍如土苴。观察则遣人走海外、辄以贱价购之。所谓佐伯文库之书、大都归观察。故所得祕笈尤多。讫于晚年最其所藏为卷。几盈五十万。而京师上海诸书贾不远数千里奔走其门者(?)无虚日。观察屡权府事榷釐金嶺海。故膏腴闻天下。所入颇不资。乃尽耗于书。及其下世。则生计蕭然。于是其文孙湘宾大令尽辇其书至京师。

《文镜秘府论》新探

前言日本高僧空海(774—835),俗姓佐伯(一作佐伯真),日本国香川县善通寺市人,法号遍照金刚,溢号弘法大师。延历二十三年(804),当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他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入京,从大师惠果学习密宗,深得'唐密'真谛,空海于806年回国后,便着手创立真言宗,在高野山建寺开基,弘法授徒,至今信徒遍及东瀛。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释义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是唐代景教敦煌文献的一篇赞辞,全卷18行,每行约14个字,总共199个字。有人认为,按卷末所记作者应是景教徒索元;也有人认为,索元只是本经卷的抄录者。对索元本人,我们已无可考证。据日本学者佐伯好郎(1871-1965)考证,它应是纪念'耶稣登山变相日'所用的诗歌,若果真如此,那它就是一篇实用的唐代景教赞美诗了。

唐代两京、敦煌景教写本文献研究述评

何谓景教?景净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日人佐伯好郎对景净何以名其教为景提出了四点推测:其一,弥施诃乃世之光,而景字第一义即光明之意;其二,景通京,京为大之意,故景有大光明之意;其三,当时长安有密宗'大日教'势力,景教为扶植势力而加以利用;其四,道教有《黄庭内外景经》,给景教一定暗示[1]。朱谦之以为,景教是一种具有波斯文化色彩而在进入唐朝之后又沾染中国文化特色的崭新的基督教[2],一个只能称为唐朝汉语式的景教。

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

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法］Ｊａｍ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牛汝极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本文作者之一的牛汝极有幸访问内蒙古大学时从陈乃雄教授处获悉，赤峰在几年前曾出土过一块墓砖，砖上的铭文可能是回鹃文，因为不是蒙古文。赤峰市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蒙古语文...

日本宋史研究文献目录(1982～1997年)

Ⅰ专著《宋史選举志索引》,佐伯富,同朋舍、1982年。《宋明清小说丛考》,泽田瑞穗,研文出版、1982年。《宋会要辑稿食货索引(人名书名篇)》,宋代史研究委员会编,东洋文库、1982年。《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竺沙雅章,同朋舍、1982年。《宋明的思想诗》松川健二,北大图书刊行会、1982年。《唐令拾遗》,仁井田陞,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警世通言》版本新考

《警世通言》的原刻本早已失传。"兼善堂本"是在对原刻后印本的本文进行重刻的基础上,对绘图也进行了覆刻的一种版本。现在所存的最接近原刻的版本是佐伯文库藏本。此本绘图是原刻本绘图的覆刻,本文用原刻本的版木,一部分进行了新刻。而其第40卷由原刻本的"旌阳宫铁树镇妖"换为"叶法师符石镇妖",而原刻本的"旌阳官铁树镇妖"在明末崇祯年间以后被挪用到了《三教偶拈》中,改题为"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

“黑老虎”碑帖拓片

碑帖俗称"黑老虎"。就其原义,许是指碑帖颜色多为黑色、且具备较高价值,分量不轻。古代的碑刻或者刻帖通过拓印裱装成轴或册页后就成为观赏和学习书法、了解历史的碑帖。它既是一种有文化历史内涵,又有艺术品位和工艺加工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品。碑:最早称谓起源于汉代,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三种用途,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从广义来说,碑泛指多种形制的石刻文字,是除刻帖外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碑、碣、墓志、塔铭、造像、摩崖刻石等)的总称;从狭义来讲,它仅仅是上述诸多石刻种类中的一种,或是碑碣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