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佐藤外交”的实质

西安事变后，中国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形势。日本推出对华“新政策”，主张将重大的政治性问题搁置起来，先与中国实行“经济提携”，以实现第一步目标──控制中国的经济，以后再提变中国为其附属国的政治要求。佐藤利用其外交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经济提携”的信号，要求回应。国民政府则对日本战略性意图十分警戒，采取了既不与之决裂，又不中其圈套，耐心与之周旋，设法拖延时日的策略。“佐藤外交”事实上没有得到中方的实质性回应，对华外交僵局仍未打开，这就决定了“佐藤外交”失败的命运。

1937年初日本对华“佐藤外交”初探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对华“佐藤外交”初探袁成亮“佐藤外交”是１９３７年初日本林铣十郎内阁倡导的对华所谓“平等”外交。本文试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对“佐藤外交”的产生、内容及其实质作一初探。一“佐藤外交”是林铣十郎内阁继广田内阁对华强硬外交失败后，从对苏战...

试析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柳条湖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1937年7月7日便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怎样的对日政策?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它的对日政策又有哪些变化?其原因又是什么?本人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日本历史与现状再探讨”综述之一——日本政治外交研究

1997年3月14日—16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日本历史与现状再探讨'学术研讨会期间,政治外交分会共收到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文23篇,参加学术交流的专家、学者先后近40人。为使有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政治外交分会基本上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战后日本外交关系:二是战前的日本外交;三是日本政治外交中的综合问题。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经济提携”政策

塘沽协定订立后，日本外相广田推出“协和外交”，企图拉拢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实行“经济提携”。不久，军部和外务省又相继推行“武力外交”和“广田三原则”外交，均没有奏效。接着，佐藤尚武出任外相，推出“经济提携”、“日中亲善”的对华政策。以往，国内学界因史料...

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对华态度新探

1936年8月后,日本先后推出《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和《对华实行策》《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构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基础。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鼓舞了民众情绪,凝聚了民族情感,中国的合作御侮局面步入新阶段。日本为挽回强硬分裂华北图谋失败后的不利局面,分化中苏关系,在军部主导下,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并浮现出以“佐藤外交”为代表的对华“新政策”。但“新政策”并未改变日本军政界长期以来对华侵略的根本观念,在与中国进行有限接触后,日本即开始从“新政策”退步,停止调整对华邦交。尽管国民政府持续推进与日本的和平对话,日本却打着“惩罚”国民政府的旗号加快侵略步伐,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最后尝试与失败——1937年日本儿玉经济使节团访华研究

作为对"佐藤外交"政策的实践,1937年3月日本政府派出以经济界巨头儿玉谦次为团长的访华经济使节团。国民政府捕捉到了日本对华态度的变化,给予使团高规格的接待。关于国交调整等重要问题,蒋介石通过张群与儿玉进行了秘密交涉,双方就华北问题乃国交调整上的最大障碍必须解决这一点达成了共识。然就这一问题的解决,张群主张以政治谈判的形式、通盘解决的途径,与儿玉主张以经济形式入手、渐进式解决的途径之间,存在分歧。儿玉的主张更多体现了他对日本国内政治空气、尤其是军部态度的顾虑。虽然儿玉使团访华并未改变中日关系恶化的现状,然而它确立了两国解决华北问题之开端,日本政府也借此承认了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成功。儿玉使团这种民间外交的模式,为战时日本经济界开展对华民间外交工作起到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