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学“体制为先”观念之内涵及其流变

“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历代均有广泛影响,而明代尤为重要,成为连接各种论争的一个焦点。其内涵大体包括四个方面:先体制后工拙,辨体不辨意,先守正后出奇,先体制后性情。本文认为,对“体制为先”观念与创作背景的考察,是理解明代诗学理论论争的关键所在。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体制为先与严分体制:钱钟书的“辨体”理论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其《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都有集中体现。他往往在引述历代经典文体文献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独到的文体批评见解和论断。在其文体观念之中,“辨体”这一古代文体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又是其用力所在,主要包括体制为先与亦遵格式、严分体制与得体失体、严于辨体与文体界限三个方面。通过对其著述中相关辨体文献的辑录整理和分类分析,系统地构建其辨体理论批评体系。

“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源流

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核心理论范畴,"辨体"论内蕴丰富,但"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无疑是其核心观点。其发展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先唐为发生和发展时期。辨体论最直接的源头在刘勰《文心雕龙》中,唐代诗学辨体批评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其发生则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土壤之中,《周礼》和《尚书》最为代表。宋代为成熟和定型时期。这种"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自"宋时名公"诸如黄庭坚、谢良佐、吕本中、张戒、朱熹、吕祖谦、严羽、真德秀、倪思等都有所论述,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宋代文体批评史,其中黄庭坚和朱熹南北辉映,影响最大。元明清为繁荣和总结时期。元祝尧《古赋辨体》和明许学夷《诗源辩体》最具理论体系,而章学诚则是清代辨体理论的总结者。通过全面梳理"先其体制"辨体论的发展历程,可以为当下成为学界热点的文体学研究提供较为完备的辨体史料,从中略见其文献学价值以及在文体学理论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中国文体学中“体制为先”观念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中学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规范性与个性之争,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反反复复"体制为先"与"性情为先"之争的再次上演。中学语文教育目标应当多元化,而以"体制为先"。提倡"体制为先"的语文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体制为先"的教育理念,与"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学语文教师应不断提高文体学方面的知识素养与各体文的写作能力。

论宋代诗学语境下的“体制为先”说——兼与宋代文章学、明代诗学比较

宋代诗学提出的“体制为先”说,是根植于宋代诗学语境下的;宋代文章学、明代诗学虽也有“体制为先”的说法,但却与宋代诗学具有不同的文学主张.宋代文章学的“体制为先”是注重文体的创作规矩与体制规范.而宋代诗学的“体制为先”则蕴含着从“辨体制”、“备体制”到“自成一家”的诗学理想,以及由对“当代”诗坛的批评反思进而提出“向上一路”的诗学选择.明代诗学的“体制为先”,其实质是重视诗体规矩,这与宋代文章学的精神接近,而与宋代诗学大异其趣.

辨别体裁,体为先务,诗各有体——清代诗话的辨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中蕴含丰富的辨体文献,涉及辨别体裁与必须辨体之以“辨”为主的辨体论、先识体制与体为先务之以“先”为主的辨体论、各有体裁与森严有体之以“有”为主的辨体论等三个方面,并与“得体合体”及其“本色当行”的辨体观念,共同构成清诗话系统的辨体批评体系,在继承宋元明诗话辨体观念的基础上,具有诗学辨体史上总结集成的重要理论意义。

传统诗文评中的文章“体制”论

传统诗文评中的"体制",指文学作品体式的基本规定性的总和。"文各有体",每一种文体有每一种文体的"体制"。"体制"是传统文体观念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传统文体学中的"辨体"批评、文体分类、"体式"论、"得体"说等等,均建立在文章体制论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统诗文评中的"体制"论,实为我们进入传统文体观念堂庑的一个很好的门径。传统诗文评中的"体制"论,涉及了文辞存在的本真问题,其与"辨体""得体""体式""体性"等共同构成了传统文体观念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场域,属于一个观念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逻辑起点,一个时代兴盛一定的文类或文体式样,而文类、文体之演兴盛衰,最终又从文章体制、体式的变化而来,从这一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是文类、文体蕃衍发展的历史,文章体制、体式正变相续的历史。因此,考察分析一下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章"体制"论,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传统文体观念的发展演变是不无意义的。

日本诗话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批评——兼与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

日本诗话中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史料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并与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辨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关于"体制为先"的辨体尊体论,在日本诗话中多有论述,最具代表的就是长野丰山的"辨体之为急务"观点。辨体理论指导下的辨体批评实践也极为丰富,包括辨同异、真伪、工拙、清浊、是非、高下、雅俗、体用以及唐宋诗体之辨、四唐体格之辨等。关于破体变体论,包括正熟而奇出、常极而变生、变体中变体、定体与不定体、定法与不定法等观点。通过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日本诗话中浩繁的文体史料,与中国诗话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日本诗话中的文体学思想概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日中诗话及其文体学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这无论对于日本诗学批评还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近代报刊诗话的文体观念及变革转型--以邵祖平、陈衍、王揖唐、黄侃、俞陛云等为考察中心

历代诗话是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渊薮,而近代报刊诗话则是近代文学及历代诗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融合古今中西文学文化的时代特色,近代报刊诗话也成为“诗话学”及“文体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近代报刊诗话中的文体观念主要由“先体格而后神致”的“体制为先”辨体理论、分类与辨体的批评实践、“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入律”的破体观念、“变而不失其正”的辨体通变观,以及“文章与世运递降”的文体发展论等几个方面构建而成。

元代诗学中的辨体破体论与文体通变观

历代诗话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的渊薮。虽然元代诗话的文体史料和文体观念不如宋明清那样丰富系统,但是作为中国古代文体批评史上的重要一环,其在“诗话学”和“文体学”上的理论链条意义仍旧不容忽视。在通读元代全部诗话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元代相关典籍中的诗学辨体文献,全面辑录元代诗学中的文体史料并系统构建其文体学思想体系,同时与宋代诗学辨体观念进行比较,以见其在宋元文体学及其古代文体批评史上的理论意义和地位影响。元代诗学的文体观念主要包括“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以文为诗”与“以诗为词”的破体论、“变而不失其正”的文体通变观等方面。

论韩国诗话中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批评——兼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

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韩国诗话中浩繁的文体史料,并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韩国文论中的文体学思想体系概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到韩国诗话的文体文献学价值及中韩诗话文体学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其"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这对韩国诗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范进中举》文体特征的教学探究

任何文本,都以特定的文体特征而存在。倪思云:"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1])可见,不同文体作品蕴含着各自独特的审美特质,把握文体是如此重要。徐师曾说:"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为之,其不见于识者鲜矣,况文章乎。"^([2])阅读文本一定要遵守文章自己的制度法式,不可以苟舍而率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