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及其运行逻辑——基于H镇网格化管理的个案分析

压力型体制作为本土概念业已成熟,但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上级压力下传的单一向度,忽略了压力型体制对基层服务需求的主动回应。H镇网格化管理的案例表明,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存在双向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以二重性的压力运行过程应对上级管理要求和群众服务需求的两大压力环境。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压力的对流与互通,分别回应了上下差异性任务需求,也让两侧压力环境分别实现了势能释放和能量互补。双向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沟通压力型体制经典框架和基层治理经验的中层理论,凝练了基层实现服管结合的有益经验,蕴含着我国基层治理的独特逻辑。

探究压力型体制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困境与突围

“最后一公里”难题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党建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其核心是治理效能不足的问题。本文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出发,试图通过探究层级关系的互动来阐明高校党建“最后一公里”困境的生成机制。揭示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建难题的深层原因。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建边缘化、形式化、松散化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要完全走出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困境还需要有效引导和动员广大党员,提升其积极性,优化基层党组织弹性运作空间,以助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压力型体制:一个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概念

“压力型体制”是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本土原创性概念,得到研究中国政治和治理同行的重视。压力型体制概念的解释力既来源于对制度运行的整全性理解,也来自其生动的描绘力。压力型体制概念是研究者对地方官员生动的实践话语的学理化提炼,并从历史源流、演变过程和具体运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构建。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是中国在实现赶超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选择,在传统政治中的“比限”制度、现代化的“动员体制”以及“发展型国家”中能找到痕迹、联系以及参照对象。压力型体制概念的形成过程说明,扎根经验事实,定准理论坐标,重视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是生产解释中国当代政治和治理学术概念的重要路径。而中国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创新为更多原创性概念的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持续的动力。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组织的动态承压过程及其心理分析

面对动态变化的压力情境,出于对组织自身和基层干部自我后续发展的考虑,基层组织往往会留存有限资源以观望为先,待至压力呈现出难以应对的态势时才采取非常规手段或运动战方式“一次性”解决。这一承压行为的动态变化不仅反映了基层组织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表现,也折射出基层领导干部的利弊权衡心理和应势而动策略。但无论从组织整体的运行来看,还是从基层组织自身的治理效能改善来看,如此动态的承压过程都不免因为被动性、保留性和对上级的不信任心理而影响基层主体能力水平的全面发挥。在任务实施过程中也将因为对量化型目标的优先、缺少系统全面的预判而造成事后风险加剧。适应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治理策略本无错误,但基层缓释压力的动态化举措应在维护正常秩序和制度权威的前提下以保障民众利益为先,以自我综合能力提升、视野思维扩展为前提,丰富治理经验与治理工具,实现策略配置的充分性。

变与不变:数字形式主义的表象、本质与底层逻辑--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自数字化转型以来,数字形式主义在基层当中已然愈演愈烈,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恶化了政治生态,成为数字治理难以避免的深层难题。作为形式主义的变种,数字形式主义披上了数字化的外衣,其纷繁多变的外在表象可归结为基层痕迹管理的过度数字化、基层治理工具的过度技术化和基层工作政绩的过度虚拟化三种。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基层政府对于上级分解下压的治理任务以能动应付而形成的执行偏差构成了数字形式主义的本质内涵,其中,压力、利益与风险是理解其本质内涵的关键变量,选择性达标、策略性落实与保底式呈现则构成不同变量下执行偏差的基本向度。而物质环境与适应环境变迁速率的不一致所形成的“执行堕距”则是决定数字形式主义何以发生的底层逻辑,集中表现为制度失调与关系失衡,同时,技术认知、网络行政文化、政府注意力等因素通过加速抑或延缓二者环境的变迁速率放大或缩小着“执行堕距”,成为“执行堕距”的调节变量。鉴于此,破解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顽疾,需要从其发生的底层逻辑入手,打破制度失调与关系失衡的结构性困境,避免落入“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循环博弈的窠臼。

体制压力下的城投债扩张机制研究——基于治理转型视角

国发43号文引领的治理转型政策使城投债体制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但既有文献对城投债扩张机制尚未凝聚共识,特别是鲜有研究关注治理转型对城投债扩张的影响。本文基于地方债治理转型视角,构建调节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治理转型前后城投债扩张的异质性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治理转型前,由于分权框架植入政府信用背书,财政压力和政治压力同时驱动城投债扩张,但官员更替的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风险溢价发挥的中介效应;治理转型后,财政压力影响仍然惯性维持,但政治压力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均不再成立。

压力型体制下的“一把手”工程与毕业生就业中的市场失灵风险

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以“一把手”工程为表征的压力型体制显现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该体制有助于调动毕业生就业的积极因素,发挥高校的主动性。但是压力型体制下的“一把手”工程往往会引发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系列应对策略,从而扭曲高校人才培养的本质,加大就业市场失灵的风险。文章认为,要充分发挥“一把手”工程的积极功能,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供新思路,应从搭建多元主体协调联动机制、引导就业观从提高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加快第三方评价机制建设等方面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毕业生就业管理体制。

中国县乡政府的压力型体制:一个实证分析框架

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跨年度调查数据,本文在实证上测度了县政府、乡镇政府、村两委之间的"压力型体制"。分析结果表明,"压力型体制"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乡村两级干部较为普遍地、有选择性地执行上级的考核任务,考核压力在多个行政层级之间的传递呈现明显的衰减特征。农业税费改革之后,财政体制的集权有助于强化县乡之间的控制力度,却没有显著增强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控制力。

达标压力型体制:地方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研究

根据政治压力传导过程的内在规律,压力型体制可以被划分为竞标压力型体制和达标压力型体制。这两种体制类型互补共存,共同保持地方政府职能履行的均衡性,维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间的协调性。河长制治理集中体现了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依靠"资格锦标赛"和"合力式治理"两种策略,实现了纵横向府际合作治理,显著提升了水环境治理效率,但是该模式也存在府际合作缺乏法规支撑、市场竞争机制运用不足、政社互动合作不全面的局限困境。因此,河长制治理变革方向在于以法规制度为保障的法治化、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市场化、以全民参与为目标的民主化。

治理式执行:压力型体制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基于A县治理中小学大班额的分析

治理式执行是地方政府迫于治理地方事务的现实压力而执行上级政策的现象。A县治理中小学大班额的治理式执行揭示了西方语境下提出的政治性执行在中国压力型体制下地方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压力型体制下治理式执行的动力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内部压力,许多时候还包括自下而上的外部压力;治理式执行的结果与压力程度紧密相关;治理式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使执行缓冲的减压阀;执行过程中表现出人治特征。

压力型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与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

"军令状"式扶贫管理机制,有助于地方政府在扶贫工作中自我施压并调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压力性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在由上而下的巨大工作压力和运动式治理中,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扶贫工作的一系列应对策略,从而扭曲扶贫工作的初衷和本质,进而造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失灵。"扶贫军令状"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但也可能会制约其他主体参与贫困治理。充分发挥"扶贫军令状"的积极功能,不仅需要对扶贫工作中的部分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还要建立地方政府扶贫压力的调节机制,加快多元主体贫困治理机制的建设,实施差异性的扶贫工作考核机制。

压力型体制的“减压阀”效应:一个有组织的政策企业家行动--基于对2019年A省伏季休渔期政策执行过程的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责的整体性扩大,压力型体制开始面临“政策压力—执行能力”之间的矛盾。通过对A省伏季休渔期政策执行过程观察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有组织的政策企业家行动,形成一个以减压为目标的组织形态,并通过“减压阀”的作用平衡政策压力与执行能力之间的矛盾。压力型体制中的这个“减压阀”是地方上下级政府在组织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机制性效应。这个联动减压的过程由责任分成、资源共享和目标共识三个环节构成。压力型体制中的“减压阀”效应,缓解了“政策压力—执行能力”之间的矛盾,维系了压力型体制的持续运转,也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持续稳定性。

压力型体制的属地化改造及其限度——以J省S市T区为例

社会治理的特性要求对我国压力型体制进行属地化改造,建立重心下移的治理体制和跨部门跨层级协作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由高层地方政府主导的改革,一方面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又推动了从社区往上层层倒逼镇街、区县市甚至地级市的配套改革。在属地化改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层级政府间社会治理的柔性分层治理体制。该体制形成的跨部门跨层级的协作机制客观上会增加官僚组织的层次,形成“长链治理悖论”。如果倒逼改革可以看作属地化改造的成绩,那么柔性分层治理和长链治理悖论则体现了压力型体制属地化改造的限度。

压力型体制下保险企业市场行为监管研究

本文从目前保险企业普遍实施的"压力型体制"入手,探讨了保险企业在"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动因和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双管齐下,在强化市场行为监管的同时,重点放在促使保险企业转变增长方式,消除"压力型体制"产生的根源。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传播的断裂: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以江苏省J市农村为例

农村文化建设可视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关注的是农村社区中意义的共享和认同的培养,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乡村治理中的压力型体制未能有效调动农村文化传播代理人(乡村干部)的主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参与作用。同时,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传播的断裂,从而难以在村庄内部有效构建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因此,农村文化建设应以农民的参与和认同为路径,通过"传播自觉"实现乡村的文化治理。

GDP崇拜、压力型体制与整体性治理研究

当前,中国存在着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GDP崇拜",其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为压力型体制。某些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导致了以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功能碎片化、服务裂解性等为特质的碎片化政府的形成,其根本治理策略就是以公民整体性需求为导向,建构整体性协调机制,型构整体性责任,打造整体性服务型政府,实现整体性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压力型体制的责任政治逻辑

基于现代国家治理角度审视压力型体制,可以推进压力型体制研究内容的拓展与理论阐释的深入,进而揭示压力型体制的治理要求与治理路径。根据责任政治的构成要素与内在环节,可从权责结构、职责界定、究责机制、督责举措四个维度考察压力型体制的责任困境。对此,应在科学划定权责关系的基础上正确看待不同主体,在促使公共权力符合相应职责的基础上强化职能重构,在协调刚性与弹性、决策与执行、规则与绩效的基础上推进责任追究,在督促并引导主体落实各自任务的基础上实现督责目标。

压力型体制下的社区慈善发展——基于广州市S街道的考察

大多数研究者主要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关注政府与慈善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下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互动策略。由压力型体制的视角研究基层政府为什么有足够的动力推动社区慈善的发展,发现压力型体制下城市基层政府面临刚性的绩效考核压力和人力资源与财政资源的紧张,因此在社会治理中遭遇困境;而社区慈善积极参与城市基层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能够有效缓解这种困境,所以基层城市政府有足够的动力推动社区慈善的发展。

变“零和博弈”为“双赢机制”--如何改变压力型体制

把村民自治的体制上延到县乡,把压力型体制转变为民主合作体制,从"零和博弈"的体制转变为"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