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主持人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从健全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本期组发专题稿件,分别从健全预算制度、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征管改革、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六个方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完善对策。

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谋划

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谋划宜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以着力破解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主攻方向。第二,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所作出的一系列改革部署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为逻辑起点。第三,首先盯住相关行为主体关切,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稳定相关行为主体预期、激发相关行为主体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上。第四,承继历史传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当“先锋官”和“突击队”。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本文拟在理解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围绕财政管理体制、税制和预算制度三个方面阐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体来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具体来看,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包括建立健全中国式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税制和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预算制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该能够较好地落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健全。

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终身教育视域下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并逐渐树立起终身教育的观念,以保证能够具备终身发展的能力与素质。作为学习与工作两者间切换和衔接的重要阶段,高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当前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存在教育管理理念相对滞后、教育管理方式单调僵化、教育管理缺乏监管机制等不适应终身教育发展的问题,必须通过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提升教育管理透明度、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完善高校终身教育体系监督机制等措施,促进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以期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建议

本文从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后土地财政”时代来临三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归纳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及面临的约束条件,提出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改革措施建议。

文化技术阶梯理论:技术范式转变中的文化体制改革进路

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在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面临全新的改革环境。高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在促进文化数字化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与传统类型技术范式完全不同的平台技术范式,它通过改变类型技术的线性发展轨迹而重建文化行业的底层技术逻辑,突破了文化行业系统“技术分类—专业分工”的专业合法性局限,成为文化行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未来十年,伴随着数字技术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时代,文化行业体制整体上将要进入结构性解构与重建的关键时刻,新兴数字文化的成长和对社会文化消费的主导,将突破以文化行业为基干的文化管理框架,探索建立适应数字社会规则建构为方向的国家公共文化管理模式,体现为一种文化行业为适应数字生态环境的总体变化而实施的跃迁式改革。文化行业的这一结构性变迁对于国家政策和制度创新意义重大,它同时定义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行业体制改革方向和政策设计原则。

课程治理体制改革的法国经验及启示

教育治理的关键在于课程治理,课程治理体制是教育治理的核心。关于课程治理体制的研究与改革,主要表现为集权制与分权制的纷争。在集权制与分权制之间“选边站”,成为课程治理体制研究与改革的基本样态,并使课程治理体制研究与改革陷入困境。法国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法国课程改革发展历程中,始终以强化集权制为主线,以统一学校、统一课程为主题。随着教育民主化运动的推进,法国课程体制也在不断修正与调适,在坚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基础上赋予地方、学校、教师一定的课程决策权以及学生的选择权,实施统一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课程治理体制。法国对集权制课程治理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完全走向分权制,较好地解决了集权制与分权制的融合问题,为破解集权制与分权制的纷争及摇摆提供了法国方案与法国经验。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业务梳理、结构困境与模式设计

街道—社区场域基层应急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共安全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路径。基层应急管理机构改革“断档”制约治理效能的整体性释放。科学梳理应然状态下“区—街道—社区”应急管理业务范畴,对于规避权责交叠风险、再造应急管理业务流程和疏通国家治理重心下移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解构基层应急管理实践场景发现:组织机构的缺位导致街区场域中多元组织关系的混乱与无序,带来了压力型体制下的“内卷式”工作模式、基层治理结构与承载功能匹配失衡、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承载衔接偏差等结构性困境。未来可通过“块属式”“条属式”或“嵌入式”三种体制改革选择方式,打通多元组织关系节点,构建结构清晰、功能完善、权责分明的新时代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增强基层应急管理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以金融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核心要求与推进重点

金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在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市场、助力经济转型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适应并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不仅是推动金融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突破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举措。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重点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打造有效金融监管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促进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相协调、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从而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和充沛的动力来源。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美丽中国建设,对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美丽中国建设将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由物到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底层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了“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做了总体部署。本文结合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和中国国情的个性特征的分析表明,“人本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由物到人”基本逻辑的转变;实现“由物到人”的转变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底层逻辑,这一观点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上均得到了合理性和自洽性的检验。最后,基于“由物到人”的底层逻辑,本文提出了新一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与政策建议。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赢得大国博弈主动权的迫切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持续增强金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国家创新体系的全域建构与科技体制改革

国家创新体系是在一国科技创新制度环境下,各类创新主体利用创新要素、开展创新活动,相互作用、关联互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本质上是“域”和多元“域”组成的系统。经济理性、制度结构、文化价值等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质态和演化方向。科技体制改革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推动其持续演化的重要动力,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创新体系的域观特征,应对域际融通、域中有域、域内协调等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基本按照三条脉络展开,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域观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解决制度障碍和约束问题。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内外部形势需求的变化,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应以国家创新体系整体能力提升为导向,超越国家创新体系这个科技域的局限,站在更宏大的域观视角,强有力地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制度优势。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消费税目标定位及税制优化研究

消费税税制优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税制改革焦点话题。作为税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税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货物劳务类税,具有重要的财政经济地位。文章结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和我国实际,借鉴代表性国家消费税制设计的做法与经验,提出我国消费税制度优化的思路和建议,以期提升消费税在税收治理中的功效。

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人民性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性,也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梳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这种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和不断深化都基于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出发点加以设计,形成改革的不竭动力;三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被赋予新的使命,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赋予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性新内容,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市场化改革以及因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制。在建立和推进这一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优势得到综合性发挥,但在改革进程中体现出的人民性是实现这一综合效应的内在根据。因此,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更加充分地体现这种人民性,继续发挥其具有的独特功能。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路向

新质生产力是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底层逻辑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是新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支撑。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重大科技创新,必然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科技体制改革。就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逻辑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经验和新时代回应重大科技体制改革现实,为认识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支撑。尽管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在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影响和科技服务社会发展层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宏观国家科技治理、中观科技产出和微观科技主体能动性层面存在诸多挑战。为此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要瞄准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评价改革精准发力,打好全球前沿科技竞争、尖端科研发展和原创研发水平的攻坚,同时还要在科研软环境优化、市场主体建设和科研发展规律层面全面激发主体的自觉行动。

加强科技体制改革的系统集成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未来一个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行动要点。应该认识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多目标的系统工程,关乎国家总体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重要使命,需要推动跨系统、跨领域和跨区域的综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