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建议

本文从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后土地财政”时代来临三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归纳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及面临的约束条件,提出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改革措施建议。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关键。教育、科技、人才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需深度融合形成发展合力,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全面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支撑作用。

加强科技体制改革的系统集成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未来一个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行动要点。应该认识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多目标的系统工程,关乎国家总体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重要使命,需要推动跨系统、跨领域和跨区域的综合改革。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美丽中国建设,对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美丽中国建设将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本文拟在理解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围绕财政管理体制、税制和预算制度三个方面阐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体来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具体来看,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包括建立健全中国式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税制和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预算制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该能够较好地落实“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健全。

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课程治理体制改革的法国经验及启示

教育治理的关键在于课程治理,课程治理体制是教育治理的核心。关于课程治理体制的研究与改革,主要表现为集权制与分权制的纷争。在集权制与分权制之间“选边站”,成为课程治理体制研究与改革的基本样态,并使课程治理体制研究与改革陷入困境。法国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法国课程改革发展历程中,始终以强化集权制为主线,以统一学校、统一课程为主题。随着教育民主化运动的推进,法国课程体制也在不断修正与调适,在坚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基础上赋予地方、学校、教师一定的课程决策权以及学生的选择权,实施统一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课程治理体制。法国对集权制课程治理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完全走向分权制,较好地解决了集权制与分权制的融合问题,为破解集权制与分权制的纷争及摇摆提供了法国方案与法国经验。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业务梳理、结构困境与模式设计

街道—社区场域基层应急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共安全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路径。基层应急管理机构改革“断档”制约治理效能的整体性释放。科学梳理应然状态下“区—街道—社区”应急管理业务范畴,对于规避权责交叠风险、再造应急管理业务流程和疏通国家治理重心下移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解构基层应急管理实践场景发现:组织机构的缺位导致街区场域中多元组织关系的混乱与无序,带来了压力型体制下的“内卷式”工作模式、基层治理结构与承载功能匹配失衡、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承载衔接偏差等结构性困境。未来可通过“块属式”“条属式”或“嵌入式”三种体制改革选择方式,打通多元组织关系节点,构建结构清晰、功能完善、权责分明的新时代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增强基层应急管理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谋划

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谋划宜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以着力破解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主攻方向。第二,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所作出的一系列改革部署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为逻辑起点。第三,首先盯住相关行为主体关切,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稳定相关行为主体预期、激发相关行为主体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上。第四,承继历史传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充当“先锋官”和“突击队”。

国家创新体系的全域建构与科技体制改革

国家创新体系是在一国科技创新制度环境下,各类创新主体利用创新要素、开展创新活动,相互作用、关联互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本质上是“域”和多元“域”组成的系统。经济理性、制度结构、文化价值等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质态和演化方向。科技体制改革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推动其持续演化的重要动力,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创新体系的域观特征,应对域际融通、域中有域、域内协调等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基本按照三条脉络展开,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域观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解决制度障碍和约束问题。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内外部形势需求的变化,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应以国家创新体系整体能力提升为导向,超越国家创新体系这个科技域的局限,站在更宏大的域观视角,强有力地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制度优势。

终身教育视域下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并逐渐树立起终身教育的观念,以保证能够具备终身发展的能力与素质。作为学习与工作两者间切换和衔接的重要阶段,高校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当前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存在教育管理理念相对滞后、教育管理方式单调僵化、教育管理缺乏监管机制等不适应终身教育发展的问题,必须通过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提升教育管理透明度、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完善高校终身教育体系监督机制等措施,促进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以期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打造分税制“升级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呈明显加速之势,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整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分税制作为处理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理应成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不二选择。鉴于当下的分税制模式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的环境条件、目标取向存有巨大差异,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分税制要注入新概念、新内涵、新形式,打造“升级版”。

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基本经验与关系再造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持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从2001年起接连多轮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党的十八大之后,“放管服”改革成为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央人民政府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主攻方向。总结历次政府体制改革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坚持政府体制改革与市场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的发展道路以及坚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等,而这一切又集中表现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再造,即通过“三个清单”制度,科学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通过一体化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实现政府职能的持续转变;通过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发展型政府和数字政府建设,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和作用;通过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未来,需要进一步聚焦制度与机制的体系化运行,创建基于“高效办成一件事”,融“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有效发展”于一体的新型政府体制模式。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干部“微腐败”行为治理:成效与路径

村干部是区别于国家公务员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亦官亦民的特征使其具有身份上的复合性,具有村民代理人、政府代理人和党的基层干部中的双重或三重身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村干部监督机制存在制度性空白。长期游走在国家监察体系和党的纪律检查体系乃至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灰色地带,是造成基层村干部“微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且治理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监察体制改革及《监察法》的实施,使村干部被纳入监察机关监督对象和监察职责范畴,对其腐败行为进行的专项治理和常规化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时代,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找准监督发力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政治化动员机制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完善纪法衔接、法法衔接,发挥党纪国法协同推进的共治效应;实现关口前移,更好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小微权力监督管理,积极探索推广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

分税制改革30周年背景下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

2024年是分税制改革3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从农业税、房地产税改革当中我们可以对国家治理、跨周期调节、系统思维等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分析现实,我们也深感30年后我国财税体制运作的发展理念、价格走势、进出口等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展望未来,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当中,迫切需要在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等方面着力,以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不断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这一时期,党中央通过实行“大包干”改革、转变对乡镇企业的态度、鼓励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通过“放权让利”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举措,摆脱了“一大二公”体制的束缚、打破了“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激发了企业内生动力。这些成就启示我们: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要正确选择突破口;改革要循序渐进、稳步前进;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要协同发展。

教育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教育体制是社会体制的组成部分,当它与整体社会发展不协调,难以有效服务人的成长发展的时候,就需要进行改革或改进。中国40余年的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依据市场经济体系对教育的需要,革除教育领域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的弊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两份比较系统、深刻、全面阐述教育体制改革的中央政策文件,是两个不同时期教育向现代化、法治化方向推进的尝试。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又受社会惯性的阻碍,仍需明确方向、继续努力。

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乡村振兴财务体制改革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经济发展正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理念。在深入探讨循环经济理念与乡村振兴、乡村财务体制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当前乡村财务体制面临的主要挑战、乡村财务管理模式的改革实践及成效,进而提出乡村振兴财务体制改革的具体对策,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