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治在选举权威主义体制崩溃后的可能性:以2018年第14届议会选举为中心

2018年5月9日,仅仅成立两年的在野阵营——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闪电般地取代了连续执政61年的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这是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后首次出现政权交替的情况。国民阵线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的失败,意味着除中国和朝鲜外,在现代政治体制下持续时间最长的执政势力没落了。此次选举出现政权交替并非毫无根据,而是马来西亚选民想要通过选举实现政治变化的愿望在过去20年间积累的结果。本研究通过分析2018年议会选举结果,考察了马来西亚在独立后首次实现政权交替的原因,以及选举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走向崩溃的原因。

项目制与权威体制有效衔接下的高校共青团组织运作探究

以项目制与权威体制有效衔接为基础,阐述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共青团组织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所承担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阶段高校共青团组织引入项目制与权威体制的有效运作管理模式,以应答新形势下所面对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显然,这种探索性的研究对扩大高校共青团的工作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之反思:情境因素与权威体制

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初衷是为研究角色认知理论,而在实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异化的现象。由于角色认知失调导致的角色失范,使得模拟监狱实验在实验开始后的第六天就被迫取消。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情境因素对人格的塑造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所处的环境应有一种社会的定位,这样才能在所处的系统中不被淘汰。在权威体制中,诉求应该在合理范围内才能被满足;处在权威建构的秩序之下,只有服从这一秩序,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简论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威资源的维护与开发

党的领导权威资源是由党的思想权威、组织制度权威、领导体制权威、领导者个人威信及党的历史继承性权威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各要素既在生成党的领导权威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在相互联系中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结构特征。必须坚持全面的、开放的、动态的观点 ,加强对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维护与开发 ,从而实现对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全面整合与优化配置。

新权威主义视域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困境的根本原因解读

转型时期,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面临诸如进京上访、群体性事件、以命相搏等非制度化方式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实行的权威体制。这一体制的实行是建立在我国现实情况和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是为实现现代化而作出的必然选择。权威体制所具有的弊端造成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式的非制度化困境,成为"不得已的代价"。

权威、法治与邓小平的宪政思想

权威体制是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现实选择，法治国家是其理想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权威体制要向法治国家过渡。通过渐进式的制度革新。

挑战权威与颠覆艺术认知——从反精英主义角度解读陈丹青的《局部》

《局部》是由陈丹青寻访国外教堂、博物馆、美术馆中的佳作并撰稿讲述中西方艺术品的细微局部。自《局部》开播以来便受到大批美术爱好者的追捧，其亮点是以独特新颖的视角带领我们去，没去过的地方；看，没看过的东西。本文通过从反精英主义的角度来解读陈丹青的《局部》，揭示其反对艺术界的不平等和挑战权威文本的思想核心，体现在关切边缘化的女性艺术家；反驳传统的艺术认知；挑战权威的艺术体制三方面。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转型对新闻公共性的影响:从建国六十年舆论监督话语变迁看中国新闻业公共属性渐变

从国家权力和媒体关系的变动看公共性的转型是研究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新视角。本文对《人民日报》从1949年至2009年间舆论监督报道的典型文本进行了批判性的话语分析,配合叙事学文本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新闻业的"公共性"逐渐由高度集权型公共性向现代型公共性过渡。同时,在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下,国家权力和媒体所进行的协商促使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模式由共产主义模式逐渐向进展中模式转变。虽然党的传统新闻观念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国新闻业的话语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国家—传媒关系体制。

地方“变通”:理解中国治理过程的关键词

"变通"作为中国治理过程中的关键词汇,虽然在诸多领域被多次讨论,然而缺乏系统的解释。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的解释虽然力求逻辑上的一贯性,但却未能揭示出变通的内在机理。周雪光开创性地将变通放置在中国治理结构中进行分析,指出它是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缓冲,本文承接此研究路向并对其结论进行了修正:地方变通是权威体制有效运行的载体和工具,其具体含义依中央主导的纵向控制体系的需要而定。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整合议题

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社会整合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议题。网络化时代使得个体化趋势得以加强,这不但使社会价值层面的系统整合出现困境,还冲击动摇了传统社会整合的组织基础,加剧了整体统一性和个体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网络化时代还使得前网络社会的整合规则变得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合法性危机";在社会整合的治理体制上,网络化时代以信息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传统权威体制也遭遇挑战。但是,网络化时代的整合困境并不必然导致一个碎片化的社会,如果社会治理方式能够直面"生活政治"问题,这恰恰是一个重塑社会整合的机会。

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与轨迹

政治转型是从传统的集权统治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曲折、复杂而且独特的中国政治发展似乎正在展示一条新的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其基本内涵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倾向看,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并没有走东亚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也没有真正建立东亚式的权威主义统治模式。中国走的是一条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转型的成就与经验就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将超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政治改革模式,开创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新范式,并对世界其他众多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国大学院系国际化实施困境与推进策略

"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推进大学国际化向纵深发展是大势所趋。底部沉重与松散联合的大学组织结构要求大学国际化以院系为中心,院系国际化是大学国际化的基础,而大学国际化的理念及管理方式影响着院系国际化的实施成效,二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我国大学院系自主权不足和管理高度集中统一使院系国际化的实施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体现为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紧张、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以及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冲突。推进院系国际化需扩大院系权限,尊重院系学科差异;加大资源投入,创新管理与评估方式;秉持国际化理念,构建新型院系组织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历史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近代以来,中国沿着开明专制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学"、"马学"和"中学"的相互冲突和交融中,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历史必然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未来中国道路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继承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吸收资本主义精华综合创新。

国家政权建设与项目制的形成及演变

作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项目制的形成和演变可以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进行讨论和把握。中央政府于1993—1994年启动的财政体制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等,而项目制的形成就是这项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结果。在1994—2002年这段时间内,国家通过《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颁布、修正,初步建立了分税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机制,完善了转移支付制度,而随着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规模的急剧扩大,项目制也开始超越财政分配领域而演化为一种自上而下进行工作部署、任务实施的国家治理机制。2002年以来,由于项目制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甚至导致了政府运作异化、官商勾结等诸多意外后果,中央政府又对项目制的基本形式——专项资金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规范。项目制的这一形成和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进程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而如何回应这一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制的后续发展。

1950—1960年代台湾地区“立法院”研究——以政治过程与政治生态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通过党的改造,确立了权威主义统治体制。在这一前提下,“立法院”名义上依据《中华民国宪法》,按照党政协调的相关规定,在体制内享有一定的“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质询权与同意权。但实际上,通过从“宪法”和党内纪律两个方面赋予蒋介石超越组织与制度的领袖地位、严格规范“以党领政”下的党政关系、严格控制“立法院”内的派系活动等手段,“立法院”成为国民党的附从,成为“总统”“行政院”的橡皮图章,仅具民主的外表,而实质却是保障国民党权威主义统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工具。

权威政党体制探源--以新加坡为例

认识新加坡政党体制的架构和特点,应该从党际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社关系和党与关系五个方面来分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以新的视野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规律,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从东亚的崛起看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方式及其条件

从东亚的崛起看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方式及其条件周军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的韩国、台湾、新加坡等虽然选择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道路，但在经济发展之初，它们都面临着民营企业力量薄弱，各类市场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交易活动欠缺规范，从而市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