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提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临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任务。清晰的事权关系是合理配置政府间财力和划分支出责任的前置条件和现实依据,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用、实现政府层级治理和形成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实践过程和经验路径、分析新时代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取向的基础上,围绕层级制政府事权划分的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路径等重点环节,提出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需求诱致和体制约束下我国土地制度创新路径——兼论试点市的土地制度创新行为

土地制度是我国现行经济社会体制中的元制度,土地制度创新受需求诱致因素和体制的约束。在体制约束下自下而上的变革困难,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面临制度粘性,处于体制内夹心层的地方政府中间扩散型土地制度创新成为主要路径。该文在分析成都土地整治、重庆地票、天津宅基地换房、嘉兴两分两换土地制度创新在需求诱致和体制约束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原则、定位和制度供给基础上,提出在需求诱致下我国现行体制内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

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的政府激励与体制约束——基于上海市的调查

2003年8月，上海在全市范围内开始招聘从事禁毒、社区矫正、青少年事务的社工，同年11月，经过岗前系统培训的首批社工正式入驻社区，并为社会层面上的吸戒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三失青少年”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2004年2月，上海市Z社会工作机构（以下简称Z机构）及另外两家社会工作组织一起正式举办了揭牌仪式。

财政农业投入的体制约束及其改革建议

近年来，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利农的政策措施，财政支农投入呈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受制于体制制约，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高增长伴随着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逐步下降，伴随着财政支农投入分散、管理粗放、效益较低的突出问题。推进政府支农投入体制的改革创新，消除财政支农投入的体制弊端，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体制约束及其重构

本文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全面分析 ,认为在实体经济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之后 ,与原有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是造成货币政策低效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的情况下 ,只有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机构传导的各个构成部分进行改革 。

论苏南乡镇工业转变增长方式的体制约束及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日益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并制约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就体制约束及其创新作一分析: 一、体制约束:苏南乡镇工业转变增长方式的瓶颈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效率低可主要归纳为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低,包括投入品本身及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二是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不高。前者可称之为“体制效率低”,后者可称之为“技术效率低”。苏南乡镇工业在发展中同时受到体制效率低与技术效率低的双重制约,并且体制效率低更加剧了技术效率低,从而阻碍着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向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型转变。苏南乡镇工业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既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又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金融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现行体制约束与重构对策

目前,七台河市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这一体制虽然早在1996年就已经明确,但迄今为止。

中国城市化的制度背景与体制约束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发动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城市化也是一柄双刃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利有弊。它在给人类带来文明和福祉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破坏和社会问题,超越社会发展水平的城市化就更是巨大的灾难。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财政约束与体制约束视角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兼具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双重功能,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聚焦点与突破口。而财政问题是落实市民化发展战略的实质和关键问题,考察市民化过程中的财政约束,有利于厘清市民化过程中的关键政策着力点,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围绕推进市民化进程的财政视角,考察了现阶段政府推进市民化所面临的财政能力与体制的双重约束,研究了财政约束下的市民化实施路径,提出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渐次推进市民化进程的战略布局与思路,并基于破除体制障碍与增强财政能力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组合式选举:党内公推直选的模式选择与体制约束

公推直选是近年来党内民主发展的突出标志。作为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的主导方法,公推直选带有"组合式"选举的特征,它实现了竞争性选举与组织选拔制度的结合,组织选拔、群众参与和党员选举的组合,以及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然而,这一选举模式也潜在地隐含着竞争选举与组织选拔、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内在张力。推动公推直选改革的深入,需要不断规范公推直选的操作机制,推进公推直选的制度化及配套制度建设,同时要适时地推进公推直选在地方党委的试点工作,不断拓展公推直选的适用范围。

体制约束下邮政金融经营管理与风险防范

由于我国邮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三年多来出现了外部环境、内部协调、人员素质、业务产品、内部控制等多方面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各类风险愈益凸显,对其进一步做大做强形成羁绊。促进邮政金融的持续快速稳健发展,必须深化管理体制、人才制度改革,加大业务规范与创新力度,切实提升风险监管实际效果。

体制约束、制度同构与地方高等教育政策创新——基于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的比较分析

政策创新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式,但高等教育政策创新是有限度的。基于对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的比较分析发现,体制约束作为有层次的制约系统对地方高等教育政策的创新起到关键作用。体制约束分为基础硬核体制、基本制度框架和具体操作机制三个层次,具体操作机制较易突破,基本制度框架较难突破,基础硬核体制突破非常困难。在不突破基础硬核体制的情况下,地方高等教育政策创新可以获得成功尤其是在具体实施机制层面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对于基础硬核体制的改革创新只能由高层权威推动或许可,一旦地方创新突破基础硬核体制,就会触发制度同构机制,通过组织结构、人事安排和发展资源等途径使其回归到体制边界内。地方高等教育政策创新中不同层面体制约束的差异反映了我国国家治理的改革逻辑。

进一步扩大内需的体制约束

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主要受到众多体制的约束而未能有效地扩大。要继续实行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消除政策面临的体制约束,进行体制上的调整,解决各种体制矛盾,达到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进而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非对称体制约束下的结构矛盾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混合体制下,企业间体制不对称和行业间体制不对称造成的结构矛盾。行业间体制的不对称造成了行业发展的不平衡。同一行业多重体制造成了企业间投入成本不均等,在资本成本很低的条件下,导致了长线部门生产能力闲置与生产能力增加并存的局面。由此出发,作者提出了局部均衡的改革思路。

借文化改革东风破体制约束困境--2011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阶段综述

在所有盘点2011年传媒界最热门的词汇和最受业界关注的事件的名单中，“转企改制”都榜上有名。而“非时政类报刊改制”是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继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改制之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大举措。

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体制约束与创新构想

农民工住房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殊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住房问题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是城镇化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任务,但目前面临着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住房建设用地配置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缺失等方面的约束。因此,要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创新,化解当前所面临的体制约束。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起以农民工流入地为主的管理模式,建立和实施按常住人口配置住房建设用地的制度,建立与常住人口挂钩、分级负责的财政体制,发展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和竞争性住房金融市场,并以"两政"改革驱动建立地方政府激励机制。

中国城市化的制度背景与体制约束

城市化的消极后果是城市化“自然历史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今天的城市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当年城市化的条件已经大为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在政绩牵引和利益驱动下,并不缺乏推进城市化的动力,甚至相反。这些构成了我国城市化特有的制度背景与体制条件,使得我国的城市化面临更多陷阱和困境。当城市化进入加速期的时候,如果对此仍然缺乏清醒的认识,则可能使风险急剧加大。

体制约束、利益平衡与土地资源配置困局

体制因素和利益因素是影响我国土地资源配置的核心要素。在土地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着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难以有机结合的困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明确各自分工。在城乡土地资源跨区配置、跨期配置以及城乡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分别存在配置范围评判难、土地供求缺口估算难、土地利益重新平衡难的困局,需要从进一步健全土地跨区评判标准、科学测算土地利用缺口以及破除体制机制约束等方面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在农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存在流转规模控制难的困境,需要在充分考虑农地供求双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