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感性经验的缺席:人工智能“创作”与艺术创作之辨——基于雅克·朗西埃的艺术体制论

人工智能渐渐被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领域,艺术创作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得到极大提升,艺术的形式与创作工具更为丰富。然而,人工智能“创作”与真正的艺术创作相比,缺少了感性经验这一重要因素。基于雅克·朗西埃对艺术体制的划分(伦理体制、艺术的再现体制和艺术的美学体制),艺术的美学体制超越了前二者,因为真正的艺术是对感性经验的重构,并建立起新的感性共同体。相较而言,人工智能无法洞悉作品所蕴含的存在体验,也不具备人类大脑的思维能力,因而无法拥有真实的生命体验与真实的审美价值。所以,人工智能“创作”无法取代人类的艺术创作。在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创作应正视技术的发展,更应始终坚信人类所独有的情感与感性力量,捍卫真实的审美。

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

艺术体制论

艺术体制论是乔治·迪基经过多年酝酿并在其专著《艺术与审美》的第一章和第七章中集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乔治·迪基首先对体制论的旧版本以及人们的误解进行了概括性陈述。其次,他阐述了修改后的新版本主要体现的五个变化:一是在看待体制论与阿瑟·丹托关于艺术本质的论述方面有变化,并且认为阿瑟·丹托的“艺术界”概念启发了艺术体制论的产生;二是在论述艺术体制论时,整个推进都是通过“人造性”展开;三是根据新版本,人造性正好不是那种可以被授予的东西,杜尚《泉》之类的作品,必须被理解为艺术家的人造物,是艺术家方面所付出的最少量工作的结果。因此,并非每件东西都能成为艺术作品;四是放弃了“授予可供欣赏的候选资格”的概念;五是改变了所谓循环论证的态度,并认为循环论证是值得夸耀的,新版本给出的不是一个艺术的定义,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定义。最后,文章讨论了艺术体制论的四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一位艺术哲学家应该考虑到艺术界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一位哲学家必须相信一位艺术家所说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或者必须相信一位艺术家所做的每件事都对艺术哲学有意义;第二,假设艺术理论与某种人工制品有关;第三个假设是,该艺术理论是关于“艺术作品”的一种价值中立的、分类意义上的理论;第四个假设是,艺术制作是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但是艺术杰作只占人工制品的很小一部分。

发掘文学批评历史资源的新视角——评张利群《〈文心雕龙〉体制论》

张利群近著《〈文心雕龙〉体制论》一书,深刻地展现了现代视域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理路,以"体制论"视角多方面地审视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

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的理论探讨——“人本体制论”角度的思考

中国改革下一个30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30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30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总体战体制论”：当今日本史坛值得关注的理论

本文对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总体战体制论",做了系统扼要的阐述和分析.序言部分提出了中日史学界对日本现代史的基本认识;第一部分论述了"总体战体制论"以挑战传统史观为目的的立论宗旨,以横向和纵向比较为特征的立论方法,以考察"总体战"和战后体制的关联为线索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论述了这一理论在转移认识日本现代史的视角、拓展认识日本现代史的视野方面的影响和贡献;第三部分论述了笔者对"总体战体制论"一分为二的分析.

人本导向: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提升——评常修泽教授的人本体制论

常修泽教授的"人本体制论",是一个来源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又能够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具有人本导向的体制创新理论,其精要可以用"一个实质、双线均衡、三个解放和发展、四方位经济体制创新、五环式改革"来进行简单的概括。通观常修泽教授的人本体制论,就创新理论而言,它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但就理论逻辑而言,它仍需要在更基础的层面进行建构。文章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没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人本导向,我们很难发现改革是否到位以及改革是否有失误。

“文成规矩”:刘勰体制论思想发微

刘勰《文心雕龙》通过文体论阐发了"文成规矩"的体制论思想,并将体制论思想贯穿其理论体系中,对文艺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方法论等有重大影响。从而揭示出文学制度、体制、机制对文艺发展的保障和规范作用。

社会主义分配体制论(下)

三改革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分配体制(上接第1期)1978年后,我国分配体制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铺开,先是实行联产计酬,后来普遍发展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户生产的产品和取得的收益,根据承包合同完成上交国家和集体的那部分社会扣除外,全部归自己所得。这样,分配方式、分配形式和分配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在分配方式上。

社会主义分配体制论(上)

一分配体制一般分配体制是分配活动的组织形式、实施原则、管理形式以及收入分配比例的决定方式等构成的体系,是分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其集中表现是分配决策权的掌握和操作方式。分配活动组织形式是依据分配决策体制构建的,分配活动的实施原则。

体制论

体制是社会机构与社会规范的结合体。它既包括社会活动过程中的社会活动实施体制和社会活动管理体制,也包括社会活动领域中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在体制结构中,机构是体制的载体,规范是体制的核心,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活动过程体制是社会活动领域体制的基础,社会活动领域体制是社会活动过程体制的表现形式。体制与制度、国体、政体和机制这些范畴是相互关联的,但又是有区别的。体制理论的这种新探索,在理论上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什么是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等体制,明确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丰富和发展组织或系统理论;在实践上,可以从改革社会机构和社会规范两个基本要素,从改革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两个子体制或社会活动领域中的子体制这两个角度,为体制改革提供一个清晰、系统的思路。

艺术体制论源流新释--从贡布里希到阿瑟·丹托与乔治·迪基

学界一致认为,乔治·迪基创造性地发展了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提出了艺术体制论,为当代艺术提供了一种类社会学的定义和理论框架。然而,早在阿瑟·丹托于1964年提出艺术界理论、迪基于1969年开始建构艺术体制论之前,贡布里希已经于20世纪50年代用艺术体制论阐释艺术了。贡布里希的图像语言学研究直接启发了丹托,贡布里希才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艺术体制论的真正奠基人。与丹托和迪基试图通过美学思辨为艺术提供定义不同,贡布里希综合语言学、社会学等理论,致力于微观文化史和艺术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这为艺术体制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基础的"复调叙事",并对20世纪中期之后的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社会学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一点长期以来却被艺术体制论研究者所忽视。重新考察艺术体制论的源流,无论是对贡布里希研究还是对艺术体制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日本社会体育指导者培养体制论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

本文作者深入分析了日本社会体育指导者培养体制、培养机关、指导者的分类与等级制度的建立及其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过程,并分析了我国社会体育指导者培养体制的现状.通过对比,探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体育指导者的培养体制,培养多层次、高质量、大批量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体育指导者,以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与发展的可行性.

体制论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体制的概念、性质、类型等理论问题，还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分析了体制与机制的关系。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艺术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论乔治·迪基的艺术体制论

乔治·迪基是把社会学的“体制”框架引入艺术界理论的关键人物。受到艺术语境论的启发,他从关系属性和类别意义上重新界定了艺术,凸显了艺术品资格“授予”的价值中空立场和体制性语境。作为一种程序性理论,艺术体制论强调,艺术体制是一种惯例实践,而艺术世界则是一种特定的体制框架。迪基的艺术体制论赋予了艺术定义更多的社会学内涵,进一步推动了艺术研究从艺术哲学向艺术社会学的转向。与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相比,迪基的艺术体制论更重视体制框架对艺术生产、分配与接受的影响,重视艺术世界框架中各成员的文化职能,尤其是艺术家角色、公众角色和辅助人员角色的功能。这些观念促使艺术研究重心从艺术品本体向艺术品资格的迁移。

公共政策体制论纲

公共政策体制概念及其研究维度的缺失,妨碍中国政策学界对政策活动过程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弥补这一被忽视的环节。公共政策体制的概念界定于三个前提性假设基础之上,即民主条件下的政策共同体、政策共同体的结构化及其状态的稳定性、结构—功能间的关联性。公共政策体制可被定义为政策共同体的结构状态和关系模式,它通过转换者、约束者、仲裁者、确认者和变革者角色作用于政策过程。公共政策体制研究维度,有利于填补政府—社会这两种政策活动领域之间的沟壑,衔接正式与非正式的政策活动及其规则,融合静态与动态、个体与集体分析,统合对各个政策环节的理解从而超越政策阶段论的局限。

集句诗体制论

集句诗萌芽于春秋时的"赋诗言志",到晋人傅玄始成一体,经王安石之手,集句诗渐趋定型。明清时世情小说也常以集句诗来显示作者才华、塑造人物形象。此期,集句诗甚至还与婚礼仪式歌——《撒帐歌》结合,形成集句撒帐诗。以上都属于集句诗的"正体"。宋代以后,集句诗演变成集句词、集句曲,集句诗的"变体"由是产生,这种体制新变使集句诗获得了新生命。宋人的集句词不限于简单的集诗成词,它有时增减原句,甚至用原句诗意而别出新句,变为一种隐括的诗或词。而"集句曲"不仅有小令,也有套曲;不仅集诗,还集前人曲词。并且,明清文人不仅集赋作,也有大量的"翻"前人词曲的作品以及集句曲与酒筹等结合,形成别一种集句诗的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