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革命:邓小平制度创新观的主要内涵

制度创新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视野中的制度 ,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而是由不同层次的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 ,因此 ,在邓小平看来 ,制度创新不应该只包括根本制度的变革 。

企业经营管理体制革命与过剩经济挑战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正逐步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换,企业发展越来越面临着过剩经济的困扰与挑战。我国是第一个走出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挑战的严重性是史无前例的。当前这种过剩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全面性。这次经济过剩与我们以前所说的结构性过剩不同,不是某一行业,某一产品的过剩,而是具有全面性的特征。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普遍过剩,不仅是产品过剩,而且是生产能力过剩。按照国际公认,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75％,就意味着是生产能力过剩,

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维度

2022年沉寂17年的《能源法》终于浮出水面重新列入立法规划,但出台的希望却依旧渺茫。《能源法》的厄运不在于与其他能源法的制度混同或冲突,而在于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没有定位;不在于立法技术与制度设计存在争议,而在于能源体制市场化进程与从行政垄断中解放市场的进展;不在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不努力,而在于能源市场革命与能源规制革命的法律边界已经超出了政府权力边际。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基础法,能源战略政策法还是能源管理法,《能源法》都必须解决能源市场与能源规制制度设计的问题。然而,《能源法》制度如何设计或能否出台何时出台均受制于政治家的抉择。

能源体制革命抉择能源法律革命

从《电力法》肇始的中国能源法制建设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但是能源法律远未满足中国能源发展转型之需,更无法与已铸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其他法律相媲美。《能源法》立法"进一步,退两步"一方面演绎着能源领域法律制度创新的悲壮与维艰,另一方面也夯实了能源体制对能源法及其制度演化的决定作用。能源体制革命决定着能源法律革命的进程、时间与制度演化的方向和速率。能源法律革命首先要期望能源体制革命,能源体制革命有望,能源法律革命必定有望。

煤炭行业体制革命实现途径研究

在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通过分析我国煤炭行业市场、价格、监管、法律等方面的体制问题,结合国外煤炭行业体制对我国的启示,从深化煤炭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煤炭管理与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4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煤炭行业体制改革的实现途径,从而为我国煤炭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中国油气监管体制深化改革的现实障碍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油气监管体系在法律法规、机构设立、价格监管等方面初见成效,但仍面临基础性法律缺失、部分法规修订滞后、监管机构较为分散、定价机制激励不足等问题,从而影响监管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油气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现代科学有效的油气监管体制。首先,推进油气基本法的立法进程,出台油气行业监管法规,明确相关监管法律法规适用条件与原则,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其次,设立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实现对油气产业的有效监管;最后,设计激励性管道运输定价模型和收费方式,配套修订现行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构建激励性油气管道运输定价机制。

邓小平制度观研究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而有创造性的制度思想。其“社会制度体系层次论”将社会制度看作一个体系 ,认为这一体系可以由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个基本层次构成 ;其“体制革命论”不仅深刻认识到体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且把新型体制的建立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密切地融汇到一起 ;此外 ,在社会制度选择和创新这一问题上 ,小平同志始终一贯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 。

文化记忆的历史: 《白鹿原》

《白鹿原》正面审视了儒家文化，描述了这种曾经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在充满灾难与厄运的本世纪上半期社会，由自足、挣扎到变异、衰退的过程。白鹿原是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组织的活标本，而村落家族文化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质，故此白鹿原家族文化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剧烈冲击下发生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现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奥秘。作者在沉入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寻觅精神资源的同时。

媒介是环境的产物——电视连续剧《走西口》之新闻叙事解读

电视连续剧《走西口》的新闻叙事表现出"为革命办报"、"集中领导"、"秘密发行"等特点,这些特点是当时革命环境下的产物,是革命媒介对当时生存环境的生态适应,是环境选择机制的结果。

新军事革命条件下的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新趋向

新军事革命的深远影响,使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战争与和平界限日益模糊,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摒弃和平建设思想;“白领”人员比例逐步上升,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应该转换重点作用对象;军事斗争力量多元化,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需要加大军外建设力度。

延安两大文人集团“文抗”与“鲁艺”的观念分歧

文抗和鲁艺是抗战时期延安最有影响的文艺机构,以二者为中心形成了解放区文艺界两大文人集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两派文人围绕着"写什么"和"怎样写"展开了一场激烈论争。这场论争并非肇因于意气用事或宗派纠纷,而是存在着更深层次的观念分歧。在此后的当代文学进程中,类似的观念分歧仍然反复显现,以至衍化为体制化文学语境中无从化解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