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晶日经体用、生克、气血三步辨治胃脘痛经验

本文总结谢晶日教授经体用、生克、气血三步辨治胃脘痛经验。首辨体用间太过不及,胃脘痛病位在胃,应当先据症辨别胃腑之状态。胃火内炽者,清其火热;胃中燥热,阳明失润,致胃阴不足者,复其濡润;胃湿内停,湿邪中阻,阳气不舒者,温中化湿以舒展阳气;阳气受损,温煦不够,内生寒邪,致中阳受遏,寒邪伤胃,阳气不展者,辛温通阳以祛寒止痛。次别脏腑间生克乘侮,五脏之间经络相通,气血循回,胃脘之病,不仅在于胃,五脏亦受累。肝病犯胃,土木相仇,治宜辛开苦降;胃病及肺,母病及子,治宜佐金平木;病及心肾,治宜调心温肾;脾胃俱病,治宜复脾胃升降之序;胃肠同病,治宜通腑降胃。再探气分血分之别,以此探究疾病病情演变,由表传里,由经入络,由气入血,辨证用药,以行气活血为重。此三辨,以阴阳、寒热、表里、虚实之八纲辨证为基,结合脏腑辨证及气血津液辨证,可反映胃脘痛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种可能的病理机制及临床表现,再辅以经验用药,则恰中病机,方药对症。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在理论上实现了守正创新,又在实践中为新时代文化建设谋篇布局,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承袭于中国哲学视域下的“体用不二”观,吸纳了近代“体用”之辩与“中西”之争所蕴含的“体用一源”的精神实质及实践内核。“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中国哲学“体用不二”观的守正创新,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发挥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实践效能,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彰显了解答“体用关系”理论难题、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意义。深刻体悟这一鲜明品格,是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肩负起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责任担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体用同治”理论探讨调神调脏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抑郁

目的:以“体用同治”理论为指导,观察调神调脏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的临床疗效,探讨其对神志病的作用。方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围绝经期抑郁患者66例,依据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加用调脏针刺,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调神针刺,两组均持续治疗8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Kupperman评分、血清E_(2)、FSH、LH水平的变化情况,同时比较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HAMD评分和Kupperman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且治疗组HAMD评分和Kupperman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临床有效率93.9%(31/33)明显高于对照组87.9%(29/33)(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FSH、LH水平均低于治疗前,E_(2)水平高于治疗前(P<0.05),且治疗组FSH、LH水平均低于对照组,E_(2)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体用同治”理论指导下的调神调脏针刺法,可提高围绝经期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激素水平、降低HAMD、Kupperman评分,明显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

朱子道体补诠--以本体、形体、体用与实体为中心

朱子在阐述其“道体”思想时,除理气关系外,还着力分辨几则概念。一是本体与形体,前者常涉及“本然之体”和“骨子之体”,后者则强调“道无形体”和“与道为体”。二是本体与发用,首先体即形上之理,用为理之运用;其次体用相生,包括体用相即不离,形上形下各有体用,阴阳动静互为体用,某物派生某物则前者为体,此派生能力为用等;再次体用相分,严格区分二者,认为体用为二,方可言其一源,理象为二,方可言显微无间,绝不能混为一谈。三是专门提出“实体”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形上本体--理的真实不妄与优先性。但是这样的天理实体化违背了先秦孔门实体一元论的本质,固化了程朱自身理气、道器、体用二元论的倾向,并建构起一个理(体)、气(物)、象(用)三合一的象世界,造成了天理优先与良知主体之两橛。这些理论困难均预示着后儒对朱子学的突破。

“体用”范式下建党精神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的机理探析

伟大建党精神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高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打通宏观和微观、应然和实然的通道,形成可行性路径。从中国传统“体用”理论视角分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体”,具有建构信仰体系、形塑高尚人格、涵育家国情怀等功用。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育人体系需要做到“固体后用”“强体广用”和“以用强体”。

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新起点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思考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也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一对基本范畴,先秦典籍中已有论述,到魏晋时期受到广泛研究阐释,对之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体”,即形质也,意指形而上的本体、本质及其所延伸的根本原则;“用”,即形质上之妙用也,意指形而下的作用、功能及其所延伸的实践运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体用关系的智慧表达,体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形质与体用:对朱子理气哲学研究之省察

近年来,港台新儒家心性论研究逐渐式微,港台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东亚儒学思想中的反理学思潮即“气学”思想。但事实上,宋代儒学创立伊始,关于“气”“气禀”“气质”“气质之性”的讨论就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通过考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张东荪、唐君毅、陈来、杨儒宾、杨立华等学者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理气哲学的研究,可知理解朱子的理气关系尤其是其气论,不能停留在形质论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用论的层面。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

从肝胃体用分治探析叶天士治疗胃脘痛(肝胃不和型)之特色

清代名医叶天士对于肝气犯胃型胃脘痛的认识独到、治法井然,尤其重视肝木克犯胃土的因素,强调“夫肝风内扰,阳明最当其冲犯”“风木过动,致阳明日衰”等。已有医家对叶氏治疗肝气犯胃证或胃脘痛的策略进行探讨研究,但侧重于对用药数据的分析,理论方面的论述篇幅相对较短、内容涵盖不全面。故通过对叶氏胃脘痛、木乘土医案的研读,提出叶氏对于肝气犯胃型胃脘痛的治疗特色——强调从肝胃之体用分治。具体表现在:(1)胃之体用方面,强调脾胃分治,认为“胃腑以通为补”,反对芪术壅补,擅仿大半夏汤之法通降阳明;他提出肝气裹挟阴浊上逆,是导致胃脘痛急性发作的关键,即急则治其标;而当胃体不足时,宜用味薄药物清养胃阴,以平肝木之侮,最忌辛香温燥耗散胃体。(2)肝之体用方面,叶氏擅用金铃子散清泄肝经气血分郁火;擅用桑叶、丹皮清透肝经风火、两和气血;若下焦肝肾阴亏影响胃腑,则重在填补下焦,甚则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补益精髓;若久病入络,叶氏则强调运用辛润入血通络之品疏通络脉郁滞。总之,叶氏擅长应用养肝体以平郁逆、和胃降痰、扶土制肝、寒热并用等方法,临证经验丰富、见解老道,针对其治疗特色进行阐述,以期对指导现今临床有所裨益。

李时珍医学体用观研究

医学体用观研究旨在用传统哲学概念语言,对中医理论内涵进行科学诠释。该文通过梳理明代以前体用概念变迁史,并结合李时珍132处体用内容文本进行考察与分析,在界定其体用运用范围的同时,基本厘清了李时珍医学体用观的内涵和逻辑。总体来说,李时珍体用观在根本上具有物论性质,从运用范围上看,体用讨论对象不离身体、药物、方剂;从概念表意上看,包含有形质之“体”与性质之“体”两种;从体用结构上看,亦有体用相涵、一体多用、体似用异等。纵观李时珍体用观的建构,既有理学的本体论思维,又有实学的临床旨归和实践导向,堪谓本草体用理论之奠基。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体”澄清了理论来源,“用”明确了实践指向,体用贯通展现了历史和未来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本体”,以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大用”;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母体”,以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应用”;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之“原体”,以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之“功用”;显明了开放包容之“载体”,以达文明交流互鉴之“效用”。“本体”是根本依循,“母体”是深厚根基,“原体”是不竭动力,“载体”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本体”,植根“母体”,激发“原体”,扩容“载体”,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伟大实践中熔铸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徐景藩从胃腑体用论治胃病经验

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认为胃腑体用正常则水谷纳运腐熟充分,精微得以敷布全身,胃腑体用失常则易导致本经疾患甚则诸病由生。故探析胃腑体用失常的病机证治,从“胃腑体用”分型论治。临证常分四型:胃体不足、胃用有余,治宜温胃化湿,常用苓桂术甘汤、平胃散、理中汤等;胃体虚损、胃用不足,治宜补益胃气、滋养胃阴,常用沙参麦冬汤、益胃汤、四君子汤等;胃体有余、胃用不足,治宜清胃生津,常用玉女煎等加减;胃体亢盛、胃用有余,治宜清泄肝胃、和中降逆,常用化肝煎、小陷胸汤加减。

回归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体用”视角下的《老子》文本辨正阐释

中国哲学学科是近代学术产物,在其百年历程中也遭遇了不绝的质疑。《老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流传版本较多、注释者立场和结论多样等多种原因,导致《老子》的思想被扭曲甚至魅化。西学东渐以来,《老子》又被按照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了肢解和涂抹,其本意已逐渐模糊。在新时代,依据中国哲学传统范畴的视角对《老子》文本进行阐释,使其回归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十分必要。“体用”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能体现存在的构造与关系的一对重要的概念。从中国哲学传统的“体用”范畴视角可以将《老子》主要内容归纳为道体、道用及“遵道贵德”三部分。老子著书的主要动机是向当时的统治者进言,其行文的逻辑可以解读为以道为体、以德为用。老子指出造成当时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统治阶层自私、多欲,继而提出“少私寡欲”“为而不争”的主张,并呼吁统治者将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对当时流行的儒、墨等学说“反其道而用之”,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效果。

道医学心脑关系体用论及其临床价值——“心主神明”与“脑为元神之府”新解

作为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医学认为,“脑为元神之府”本义是指脑为无意识先天元神的储藏之所,“心主神明”是指心储藏直接承担精神意识活动的后天识神,元神与识神本质都是球状精微物质能量流,但精微程度迥异。脑“元神”与心“识神”是体用关系、一隐一显,二者体用合一、互通无碍,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才能正常进行。道医学“心脑关系体用论”的临床价值主要表现在畅通心脑之间互通的道路、恢复心脑的体用生理本性两个方面。通过对张锡纯治疗“疯狂病”医案、刘一明“二黄丸”、孙思邈“磁朱丸”等方剂的分析,可以看出以此观点指导精神类疾病的临床诊疗简明实用,值得借鉴。

“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兼评“替代论”“体用论”“结合论”三种观点

“第二个结合”是当前我国学界亟须研究阐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内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命题,而两者关系在理论形态上又可分为“替代论”“体用论”“结合论”。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加以考察发现,“替代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进程”,但忽视了这样的历史语境,即封建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解体最终导致了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退场;“体用论”实质上指向百年来“古今中西之争”所关涉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而经由“第二个结合”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了文化主体性的新指向;“结合论”要求从实践维度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交互性”,并从高质量发展和驾驭资本逻辑等维度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体用”特质研究

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哲学视角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认识其道理—学理—哲理的有机统一,对于我们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基础性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特质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表现在溯源“明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践行“达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是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明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指出推进“两个结合”与“两创”的崭新路径;“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主题、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始终服务于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体用相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进路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螺旋提升的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我们要深入学习和领会并切实践行,以担负起新时代文化发展新使命,推动文化发展新实践。

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白云”与“黑土”双向奔赴的文旅深层启示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八个字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作出总结。2024年初,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借冰雪文旅成功“破圈”,带来云南景洪等城市与哈尔滨市的南北文旅互动。从“小菌主”与“小冻梨”的互换出游,到两地特色产品的互赠互销,这场“白云”与“黑土”的双向奔赴,不仅促进了“花海经济”与“冰雪经济”的跨区域交流合作,也为我们理解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提供了文旅深层启示。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体用”方法论透视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以来主流思想的理论创新,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方法论自觉,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更加高维的体系化的理论阐释和方法论指引。本文从“党的文化领导权”“新的文化使命”“两个结合”等创新理论出发,经由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以“体用”框架分析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属性、战略要求及内生动力。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体用逻辑

“体”“用”是最能彰显中华民族思辨智慧的范畴之一,对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交织着主要与次要、主观与客观、内因和外因、普遍性与特殊性等哲学辩证法的智慧经纬,科学解答了“体用之辩”。总体而言,“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体用逻辑体现在对三个核心问题的深刻解答。其一,清晰界定了文化生命体内在构成的主客体关系,并在二者的和谐共生中强化了文化主体性;其二,精准把握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内在驱动与外在推动的合力作用,推动文化生命体的自我更新;其三,强调将创造文化生命体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立足人民园地,在人民实践的火热浪潮中推动文化发展、文明创造走实走深。

儒家体用观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构建

202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被勘定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数千年来儒家体用观因时而变,但“经世致用”一直是其核心精神,“明体达用”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对儒家体用观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崭新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特征之“体”,阐述了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原则、目标、路径之“用”,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关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创新、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