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学理逻辑:以近代以来体用关系为线索

“体用”关系贯穿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发展,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学理逻辑主线。回顾百年中国学术史,“古今中西之争”围绕“体用”关系展开,这集中表现在两个转变上:一是面临三千年之大变局的“天下—中国”世界观遭受挑战,中华文明内部的“夷夏之辨”转变为中西关系的“体用之辩”;二是“体用之辩”从中国哲学的“道器”“理气”“心物”形而上学层面,转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政治论争,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中西各有体用”等不同主张。但是,在传统文化视域中,无法破解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在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基础。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品格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中国传统“体用”关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赋予了“体用”以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存本体论基础,同时也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方法论前提。

“明体”赋能“达用”实现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弘扬

习近平文化思想涵盖了一系列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观点新论断,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既做到了“明体”,也实现了“达用”。“明体”旨在深刻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达用”旨在科学阐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要实现“体用贯通”必须统筹兼顾,原则上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一以贯之,执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方法上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在守正创新中推进“两个结合”;途径上以党的文化领导权夯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基,以文化“双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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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在理论上实现了守正创新,又在实践中为新时代文化建设谋篇布局,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承袭于中国哲学视域下的“体用不二”观,吸纳了近代“体用”之辩与“中西”之争所蕴含的“体用一源”的精神实质及实践内核。“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中国哲学“体用不二”观的守正创新,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发挥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实践效能,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彰显了解答“体用关系”理论难题、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意义。深刻体悟这一鲜明品格,是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肩负起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责任担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形质与体用:对朱子理气哲学研究之省察

近年来,港台新儒家心性论研究逐渐式微,港台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东亚儒学思想中的反理学思潮即“气学”思想。但事实上,宋代儒学创立伊始,关于“气”“气禀”“气质”“气质之性”的讨论就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通过考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张东荪、唐君毅、陈来、杨儒宾、杨立华等学者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理气哲学的研究,可知理解朱子的理气关系尤其是其气论,不能停留在形质论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用论的层面。

基于“体用同治”理论探讨调神调脏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抑郁

目的:以“体用同治”理论为指导,观察调神调脏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的临床疗效,探讨其对神志病的作用。方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围绝经期抑郁患者66例,依据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加用调脏针刺,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调神针刺,两组均持续治疗8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Kupperman评分、血清E_(2)、FSH、LH水平的变化情况,同时比较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HAMD评分和Kupperman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且治疗组HAMD评分和Kupperman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临床有效率93.9%(31/33)明显高于对照组87.9%(29/33)(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FSH、LH水平均低于治疗前,E_(2)水平高于治疗前(P<0.05),且治疗组FSH、LH水平均低于对照组,E_(2)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体用同治”理论指导下的调神调脏针刺法,可提高围绝经期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激素水平、降低HAMD、Kupperman评分,明显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

朱子道体补诠--以本体、形体、体用与实体为中心

朱子在阐述其“道体”思想时,除理气关系外,还着力分辨几则概念。一是本体与形体,前者常涉及“本然之体”和“骨子之体”,后者则强调“道无形体”和“与道为体”。二是本体与发用,首先体即形上之理,用为理之运用;其次体用相生,包括体用相即不离,形上形下各有体用,阴阳动静互为体用,某物派生某物则前者为体,此派生能力为用等;再次体用相分,严格区分二者,认为体用为二,方可言其一源,理象为二,方可言显微无间,绝不能混为一谈。三是专门提出“实体”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形上本体--理的真实不妄与优先性。但是这样的天理实体化违背了先秦孔门实体一元论的本质,固化了程朱自身理气、道器、体用二元论的倾向,并建构起一个理(体)、气(物)、象(用)三合一的象世界,造成了天理优先与良知主体之两橛。这些理论困难均预示着后儒对朱子学的突破。

“体用”范式下建党精神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的机理探析

伟大建党精神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高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打通宏观和微观、应然和实然的通道,形成可行性路径。从中国传统“体用”理论视角分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体”,具有建构信仰体系、形塑高尚人格、涵育家国情怀等功用。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育人体系需要做到“固体后用”“强体广用”和“以用强体”。

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新起点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思考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也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一对基本范畴,先秦典籍中已有论述,到魏晋时期受到广泛研究阐释,对之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体”,即形质也,意指形而上的本体、本质及其所延伸的根本原则;“用”,即形质上之妙用也,意指形而下的作用、功能及其所延伸的实践运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体用关系的智慧表达,体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

从肝胃体用分治探析叶天士治疗胃脘痛(肝胃不和型)之特色

清代名医叶天士对于肝气犯胃型胃脘痛的认识独到、治法井然,尤其重视肝木克犯胃土的因素,强调“夫肝风内扰,阳明最当其冲犯”“风木过动,致阳明日衰”等。已有医家对叶氏治疗肝气犯胃证或胃脘痛的策略进行探讨研究,但侧重于对用药数据的分析,理论方面的论述篇幅相对较短、内容涵盖不全面。故通过对叶氏胃脘痛、木乘土医案的研读,提出叶氏对于肝气犯胃型胃脘痛的治疗特色——强调从肝胃之体用分治。具体表现在:(1)胃之体用方面,强调脾胃分治,认为“胃腑以通为补”,反对芪术壅补,擅仿大半夏汤之法通降阳明;他提出肝气裹挟阴浊上逆,是导致胃脘痛急性发作的关键,即急则治其标;而当胃体不足时,宜用味薄药物清养胃阴,以平肝木之侮,最忌辛香温燥耗散胃体。(2)肝之体用方面,叶氏擅用金铃子散清泄肝经气血分郁火;擅用桑叶、丹皮清透肝经风火、两和气血;若下焦肝肾阴亏影响胃腑,则重在填补下焦,甚则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补益精髓;若久病入络,叶氏则强调运用辛润入血通络之品疏通络脉郁滞。总之,叶氏擅长应用养肝体以平郁逆、和胃降痰、扶土制肝、寒热并用等方法,临证经验丰富、见解老道,针对其治疗特色进行阐述,以期对指导现今临床有所裨益。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体”澄清了理论来源,“用”明确了实践指向,体用贯通展现了历史和未来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本体”,以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大用”;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母体”,以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应用”;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之“原体”,以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之“功用”;显明了开放包容之“载体”,以达文明交流互鉴之“效用”。“本体”是根本依循,“母体”是深厚根基,“原体”是不竭动力,“载体”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本体”,植根“母体”,激发“原体”,扩容“载体”,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伟大实践中熔铸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李时珍医学体用观研究

医学体用观研究旨在用传统哲学概念语言,对中医理论内涵进行科学诠释。该文通过梳理明代以前体用概念变迁史,并结合李时珍132处体用内容文本进行考察与分析,在界定其体用运用范围的同时,基本厘清了李时珍医学体用观的内涵和逻辑。总体来说,李时珍体用观在根本上具有物论性质,从运用范围上看,体用讨论对象不离身体、药物、方剂;从概念表意上看,包含有形质之“体”与性质之“体”两种;从体用结构上看,亦有体用相涵、一体多用、体似用异等。纵观李时珍体用观的建构,既有理学的本体论思维,又有实学的临床旨归和实践导向,堪谓本草体用理论之奠基。

从“体用分殊”到“体用贯通”的认知逻辑演进——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背景的分析

“体用”二分的视野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形而上学的缺陷,“中体西用”之争代表着遭遇蒙尘的中华文明的觉醒,是近代中国思想家探索走出国家蒙难困境的逻辑起点;“全盘西化”的“西体中用”主张放弃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制度选择的决定权、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引发了主体与客体的逻辑错乱;“马魂”“中体”“西用”观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地位,辩证发展了“体用”二分的论证结构,形成了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多维综合模式,摒弃了“西体中用”的文化自卑,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确立起文化自信的逻辑转折点,也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背景,深化了“魂脉”与“根脉”的“体用”互建,完成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的重大逻辑转折,开创出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水平的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走向中华文明复兴的逻辑归宿。

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就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在实践中明晰,其理论创新来源于现实诉求的呼唤、实践经验的总结、文化使命的担当;“用”在实践中通达,其创新理论运用于应对复杂性挑战、指导取得新时代文化建设历史性成就、谋划开拓新征程上文化建设战略性布局。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必须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与“用”,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

徐景藩从胃腑体用论治胃病经验

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认为胃腑体用正常则水谷纳运腐熟充分,精微得以敷布全身,胃腑体用失常则易导致本经疾患甚则诸病由生。故探析胃腑体用失常的病机证治,从“胃腑体用”分型论治。临证常分四型:胃体不足、胃用有余,治宜温胃化湿,常用苓桂术甘汤、平胃散、理中汤等;胃体虚损、胃用不足,治宜补益胃气、滋养胃阴,常用沙参麦冬汤、益胃汤、四君子汤等;胃体有余、胃用不足,治宜清胃生津,常用玉女煎等加减;胃体亢盛、胃用有余,治宜清泄肝胃、和中降逆,常用化肝煎、小陷胸汤加减。

体用合一:语文课程培育核心素养的基本路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聚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倡导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学习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落实语文课程培养核心素养所需,应深度建构基于“体用合一”思想的“体一用殊”学习范式。该范式强调基于语文本体与本质的学习,即基于学生主体实践与运用的学习。其基本模型为:明一体(体认本体与本质)——致殊用(不仅是外在形式之用,而且是内在本质内涵之用)。

体用·境界·工夫:苏轼“随物赋形”说新诠

苏轼在不同人生阶段、文本语境中多次阐释了“随物赋形”说。此说的讨论对象经历了由自然之道到处世之道再到文章之道的变化,隐含了“体一而周万物”“通二为一”的体用论,展现了“终始惟一,时乃日新”的道德境界、“人固与天地相似”的天地境界、“空故纳万境”的审美境界,彰显了“精义入神”“无心必一”的工夫论。苏轼将逻辑思辨一变而为生命体验,将道学理念寓于诗文创作,使得“随物赋形”说既包含复杂深刻的思想阐发,又包含活泼灵动的实践感悟,反映出哲学理论对文艺观念与实践的影响,以及文艺观念与实践对哲学理论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