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泽厚的体用观看中医药学的现代化

实现中医药学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传统深厚的中医学融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却似乎仍然在中医体系的门前徘徊,难于深入其内在实质。对问题原因的探寻往往需要突破旧观念的哲学反思。中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借助李泽厚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体用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医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明确现代中医的发展应以现代化为体,而关键在于体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医实际应用后,许多疑问也随之涣然冰释。借由中医的现代化之路,整个人类医学体系的演进也增益了新的可能。

从五脏体用观谈中医临床脏腑之补泻

五脏皆体阴而用阳,但具体到各个脏器及用药则各有偏颇,临床中心阴、肺阳、脾阴并不少见。心阴具有滋养、润泽之作用,不足则虚火上炎或邪气易侵,可见心悸怔忡或神昏蒙昧等,治以滋阴养营、清心开窍;肺阳具有温煦、防御之作用,不足则易感外邪或宣布不畅,可见感冒频发或咳喘痰嗽等,治以温肺补气、祛邪固表;脾阴具有濡润、滋养百骸之作用,不足则脾运不健或润燥失养,可见乏力神疲、腹胀腹泻等,治以养脾运脾、养津生液。应予以重视,有利于临床实际。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 ,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世界历史的“主辅线”和中国历史的“双边疆”——中国边疆的体用观、层级论及其近代转型

体用观念、家国形势、亲子关系是中国疆域形势观的典型表达方式,建立在"生产方式制约论"之上的"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是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理论基础。在游牧小循环与中国大循环的体用关照之下,"外边疆"的近代转型可以分为领地回收型、关下划界型、边外土司型、租地游牧型、瓯脱自弃型等。

试论“神明”的体用观

在认识“神明”涵义的基础上，提出“神明”之体根于肾而通于脑，神明之用出于心；神明寓于心肾交感之中等观点。

从体用观看《内经》藏象学说的实质

从体用观出发,通过对《内经》藏象学说的思想基础和内容的分析,对藏象的含义和藏象学说的实质做了新的解释。提出藏象之“藏’”是指人体内隐而不见的“气”,“象”是人体之气运动变化的外在表现。“象”不但包括脏器的各种外在的生理、病理现象,而且包括有形的脏器本身。中医学的五脏,实指五种流布全身的气。藏象学说的实质,是对气及其运动的认识和高度概括。

武德与功夫:中国武术体用观的话语生成与演变

审视先秦至今的中国武术,认为武德为体、功夫为用的体用观是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话语。先秦军礼为体、膂力技击为用的“以德统力”奠定了武术发展德、力一体的文化基因。武术体用观的生成轨迹为:秦汉至明末清初,武术以“侠义”为体、巧力之技击与演练为用,形成“英雄化”的守德备力;清末民初至近现代,武术以“尚武精神”为体、内劲之技击与操练为用,构建精英化的崇德尚力;当前武术以培育民族精神为体、身心体验之修炼与技击为用,弘扬平民化的育德彰力。武德由礼乐制度演化为民族精神,大众化为国民接纳的爱国气节与精神气质;功夫由外在的勇武之力蜕变为修身技能,内在化为国家征用的身心自我技术。中国武术的武德与功夫可以创新转化,服务于文化自信与体育强国背景下“武以成人”的新民培育,这是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

论老子哲学的体用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首次对"体"、"用"范畴作了深刻阐述,提出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等观点,流露了体用一源、即体即用、体用无定的思想。

论王闿运的诗学体用观与其政学理想

王闿运为"诗坛旧头领",其诗论是一立足于传统"体用"思辨模式的自足体系。其论诗归"源"于"乐",限"体"为"兴",发"用"为"以养性,且达难言之情",不仅还诗于"艺",而又"道艺一贯"。故而,其诗论不仅注重诗之为体的形式审美特征,突破了传统"诗教"观的机械、简单和片面;而且又能会通其圣人之学、治世之道,融治情、修身、为学、应世于一体,进而"以艺进道",归于"乐教"之旨。其诗学是我国古典诗学融诗、学、人、道为一体的一个典范标本。

魏晋玄学与刘勰思想——兼论《文心雕龙》与《刘子》的体用观

南朝是一个玄风复阐、三教连衡的时代,表现为儒道会通、佛学玄化及诸家思想的大融合。在本体论上表现为道本儒末,体用一如等特征,在圣贤观上既孔老同尊,又认为孔子高于老子,孔为圣老为贤。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刘子》体现了这一时代思潮的特征。

晚清“体用观”的嬗变

一、旧学体用观的提出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用”范畴,原本是用来说明事物的本体、基础及其演发、显现以及作用关系的一对范畴。晚清的体用观,则是在西学东渐的态势下,不同心态的人们用传统的“体”“用”范畴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某种根本措置。它体现了措置者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对民族前景的忧患、焦虑、图谋和希冀。这措置在中学与西学碰撞引起的最初回应中。

文化为体用之全,以中学化西学——贺麟的文化体用观

贺麟以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从哲学意义的视角寻求文化体用关系的形上本原,分析论证文化体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体用合一"的文化观及实现体用合一的原则,并从实效性的角度制定出对待西方文化的指针。

论戴震文字学体用观的创新意义及影响

自汉代"六书"问题提出至今,语言研究者大多围绕"六书"为造字方法做了不懈的探讨,但分歧也多。通过对古代语文学语境中文字、音韵、训诂三位一体的考察,并结合戴震"六书"文字体用观的推阐与运用,对"四体二用"问题再做历史解读,以突出戴震文字学理论的深远影响及其对今天语言学的启示意义。

晚清文学思想对传统诗学体用观的超越及学术史意义——从“诗界革命”到“摩罗诗学”

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思想多以西方思想文化为其理论资源,或倡导革新传统的“诗界革命”,或建构破旧立新的“摩罗诗学”,从传统诗学的基本内涵着手,超越崇尚中正平和的传统文学思想,以唤起民众,救国图强。这既是诗学观的超越,也是国民性的改造,更是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创举。“诗界革命”与“摩罗诗学”的意图和方法不只具有历史的价值,更有现代的学术史意义。新的诗学观的提出,为文学发展的方向和审美旨趣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诗界革命”与“摩罗诗学”东西方文化异质冲突的诗学表征、以诗歌精神启动社会变革的诗之用、文学思想的革故鼎新、另一种审美范式的建立可能及其所引申的问题,值得审思。

从体用观解析五脏“以藏为本、以通为用”

中医藏象理论是研究人体各个脏腑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藏象理论的本体论预设和方法论规则无不受到哲学体用观的渗透。王庆其教授深研中医藏象理论并提出五脏“以藏为本、以通为用”的学术观点,以体用观析之,五脏所藏精气(气血精神魂魄)为体,血肉五脏、经络腑腧、四肢百骸为用,五脏皆有体用,以藏为本体,以通为表现。肝以藏血为本,以疏泄为用;心以藏神为本,以通利血脉为用;脾以藏营为本,以运化为用;肺以藏气为本,以通调水道为用;肾以藏精为本,以气化为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用观新探

就文化层面而言,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用倾向"始终争论不休,坚持"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讨论层出不穷。在当下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的重要历史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运用,也应该从传统的理论层面发展到实际的指导层面,为当前的改革增添科学理论依据和先验性的指导。

《伤寒论》的人体系统解剖思想——三部六位体用观

有人说,中医没有解剖,中医的脏腑是功能的脏腑。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早在《伤寒论》就有明确的中医自身的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系统学思想。它把人体从结构上分为表、里、半表半里＂三部＂。从功能上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位＂。集中体现了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观（一体两用）。

《伤寒论》的人体系统解剖思想——三部六位体用观

有人说,中医没有解剖,中医的脏腑是功能的脏腑。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早在《伤寒论》就有明确的中医自身的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系统学思想。它把人体从结构上分为表、里、半表半里＂三部＂。从功能上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位”。集中体现了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观（一体两用）。

评熊十力的体用观

熊十力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其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研究熊十力哲学是把握现代哲学的全貌、探求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规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熊十力由佛向儒,对儒佛两家都颇有研究,其新唯识论又直接脱胎于佛家的法相唯识之学,思想玄虚,语言晦涩,这给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熊十力如何说明体用关系的角度,对其有关思想作一概略的评述。

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体用观

郑观应的体用观上承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下启维新派的体用合一 ,表现出极强的时代性。他的以“实用”为取舍标准的体用观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概念上 ,西体西用是“大用” ;两者关系上 ,体用合一 ;发展前景上 ,反省传统 ,融西学于中学 ,促生体用兼备的新“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