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与体系化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范畴既有从探索提出到形成确立的逻辑演进过程,也有从简单范畴到范畴体系的逻辑展开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标识性范畴,但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自身也包含着一系列标识性范畴,这些范畴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本质,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科学、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体系,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话语说服力和影响力,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奠定了坚实的概念基石和理论基础。提炼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是构建具有学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工作和必要环节。

体系化治理视域下我国轻罪治理实践检视与进路

对犯罪治理,我国已进入轻罪治理时代。轻罪化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但也容易引发犯罪标签泛化、犯罪人口比例提升而加剧社会治安隐患。有鉴于此,应建立一般违法与轻罪、重罪,定罪与量刑,实体与程序之衔接体系。这具体体现为在规制社会失范行为时,首先应诉诸非法律手段,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采取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域的制裁措施,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适用刑法上的轻罪。

医学类课程思政教学的体系化设计与实践——以中药分析课程教学为例

以中药分析课程教学为例,探讨医学类课程课堂思政教学的体系化设计思路,结合社会热点事件、专业经典案例、传统中医药文化等,多层面、多角度深入挖掘思政元素的具体举措,并探讨如何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建立思政教育体系。通过创新思政教育教学模式,总结中药分析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经验,发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得到提高,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科学与创新思维及大国担当的使命意识和责任心,为培养一批用人单位需要的思想道德过硬、专业技能出众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保障。

“双碳”背景下中国海上石油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目标,同时对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中法律目标确定与法律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海洋作为地球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海上石油开发利用活动的日益增加,海上勘探、开采、运输及相关作业性活动造成的污染事件频发,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法治化已成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海上石油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具备一般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特征与表现形式,但因其法律关系主体的复杂性、规范内容的不确定性、制度适用的局限性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具有天然的国际性,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使得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更具挑战性。各国的海上石油污染治理体系虽然不同,但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其法律制度的构建多依托并服务于国家战略,强调价值理念的引导作用,以及在明确法律责任的基础上侧重构建跨界治理法律实施体系。中国海上石油污染防治的法治建设因法律规范水平与海洋治理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目前面临着技术性、衔接性、功能性等多重困境。这就亟须理顺多要素法律规范层级制度构建的生成思路,从内容框定、制度衔接、救济保障三个层面系统构建中国海上石油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包括推进国家责任基础上硬法与软法统筹的法律体系建设,建立跨界合作视域下的海上石油污染风险防范与监管制度,构建以整体性治理为导向的法律救济制度,以期实现对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格局变化的积极回应与全球海洋污染治理共识的有效聚合。

信义义务体系化设计的公司法方案

新修订的《公司法》极大地完善了勤勉义务、忠实义务的内涵及外延,但仍缺乏对信义义务的一般规定,这导致信义义务的理据不足,使得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困难,主要体现在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类型分化不足、违信责任路径紊乱以及认定标准不清晰。为厘定信义义务的基本范畴,应当构建“一般条款+具体规则”的信义义务体系。具言之,设置信义义务的一般条款统摄、充实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具体规则,整合禁止权利滥用和合规经营义务规则,以阐明信义义务体系化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实现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实践探索与突破路径

战略科技力量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支撑。通过系统梳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布局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发现当前其在数量规模、发展质量、空间分布、体制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对此,从体系化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科技力量出发,提出聚焦全过程创新链,构建“筑根基、强攻关、搭平台、深融合、聚人才、建生态、重改革”的实施路径和策略。

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以加拿大环境立法为例

加拿大在整合现有环境单行法的基础上,制定和修订《加拿大环境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以此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本文简述了加拿大环境立法体系化的发展进程,总结了《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并提出在体系化目标、体系化路径、体系内容、立法技术等方面,加拿大的经验可为我国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提供有益启示。

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

研究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布置的一项重大理论任务,我们要站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增长点、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方向指引的理论和实践高度来把握其重要意义,并以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来高质量完成。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必须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根本差异以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基础、社会现实根源、传统文化基因等一系列前提性、基础性问题展开深度追问和解答。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体系化表达,关键在于构建与之相应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意义,也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体系化建构:一个结构层次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在解决中国民主的操作性命题,其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完善。“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被视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建构问题,当前无论制度优势论、制度生成论、制度完善论还是制度价值论、制度构成论等研究成果均未作出系统回答。基于结构层次视角并借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的四维分析框架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体系化建构问题,研究认为:由党的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根本制度”处于其制度体系的宏观层次,致力于解决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扮演“统领者”角色;涉及各领域布局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处于其制度体系的中观层次,着力解决治国理政各领域的权力分配问题,分别扮演“支撑者”和“支柱者”角色;覆盖于民主各环节的“具体制度”处于其制度体系的微观层次,致力于解决中国民主的操作机制问题,扮演“执行者”角色。理清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的内容结构及其层次关系,实现不同层次制度在体系化建构过程的结构互补与功能耦合,形成完备、规范、高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有助于充分释放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为提高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侵犯商标权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化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标权罪的修改体现出立法向情节犯改革的趋势。但实践和司法解释中,“情节严重”仍以数额为中心,故对其进行体系化解释是必要的。侵犯商标权罪属于商标权侵权的升格处罚和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的种属罪名,而其“情节严重”的体系定位是“整体评价要素”说,侵犯商标权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分别是商标管理秩序这一超个人法益与商标权这一个人法益。对上述进行评述,在解释“情节严重”时,应综合考量实行行为、行为对象、行为结果标准,同时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其解释应与商标法和刑法相关内容相协调,以构建以情节为中心的“情节+数额”复合模型,将数额作为辅助判断的标准,对“情节严重”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体系化解释,为司法工作提供依据。

基于ISO标准的颜色便捷控制与体系化交流模式

印刷技术的发展与颜色的控制息息相关,借用数字化模式降低颜色再现时主观判断的难度,是印刷行业一直坚持探求的目标。ISO/TC 130为印刷行业奠定了系统化的颜色交流模式与体系,本文探讨了基于ISO标准的颜色便捷控制与体系化交流模式。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出“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要求。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能够有效链接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各环节,为构建创新链和产业链协同耦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关键支撑。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创新对于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叙事医学体系化发展的期待

自2011年被引入国内以来,无论在理论研究、医学教育,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叙事医学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过去的2023年,叙事医学领域引人瞩目的标志性事件是北京大学医学部郭莉萍团队领衔发布了《中国叙事医学专家共识(2023)》,同《平行病历书写专家共识(2023)》一起,共同为叙事医学的本土化深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喜可贺。

采供血机构采购管理体系化建设的探索

目的为进一步有效保障采购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与安全性,开展采供血机构采购管理体系化建设并分析应用效果。方法以国家政策为基础,根据行业的采购特性,通过试点、多阶段推行的方式建立并实施符合规范的采购管理体系,并从提升工作效率、采购方式选择及信息公开、采购文件优化完善情况3个方面分析了体系应用效果。结果通过设立“实施-审核-控制”权力分层分级的组织架构、建立全过程采购内控制度(采购过程内控机制、绩效评价及改进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形成持续改进、不断自我完善的采购管理体系。采购管理体系化实施后(2019—2023年),与实施前(2015—2017年)比较,年度采购环节项目处理效率提高了23.64%,采购工作效率显著提升。采用外送招标方式采购的项目占比由(23.18±6.10)%上升到(62.79±2.31)%,采用采购审核小组审议方式采购的项目占比由(76.82±6.10)%下降到(16.39±3.39)%,采购方式的占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购评审越来越专业化。发布公告的项目占比由(23.18±6.10)%上升到(99.3±1.5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信息公开越来越透明化。采购管理体系化建立后,采购文件修改率达(36.31±12.19)%,采购工作越来越规范。结论采购管理体系的建立有效控制了采购权利的使用,提高了工作效率,进一步保障采供血机构的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采购过程的系统化、标准化、程序化,构建廉洁、合规、风清气正的采购环境,值得推广应用。

高质量发展的体系化阐释

高质量发展已经形成由内涵、原则、路径、载体和领导力量等方面组成的科学体系。其丰富内涵可以从发展的阶段、形态、理念、战略、成效检验标准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新时代的硬道理来把握。其原则要求可以从理念的先导、质量的互变、改革开放的动力、美好生活的取向等四个维度来提炼。其路径选择可以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标准市场体系、高品质生活等八个方面来梳理。其重要载体可以分为领域(行业)和空间(区域)两大类。其领导力量可以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安排、宏观经济治理以及领导干部能力等视角来理解和把握。

分阶段体系化概念验证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牛鼻子”

概念验证是针对创新概念、基础研究成果,为降低其转化风险和不确定性,开展理论与技术可行性、市场应用可行性等验证工作,可概括为初始验证、实验室验证、中试与熟化、公司与市场化4个验证阶段。研究认为,概念验证分初始验证和转化验证多个环节,由于验证阶段笼统,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加上着力点不准,导致现阶段国内大学与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不高,科技对产业支撑作用发挥不足。提出做好分阶段概念验证的体系化组织,需要明确主体,做好初始验证,挖掘原创和颠覆性项目;以实验室验证为抓手,为社会投资提供优质项目源;搭平台建机制,以中试与熟化验证促转化;下好公司化与市场化验证的先手棋。

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化的理论证成与路径选择

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化是全球人工智能法治的大势所趋,也是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科学立法的应有之义和法学知识的素材支撑。然而,当前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存在“概念不清”“定性不准”“理念不彰”“范畴不明”“脉络不畅”五大问题,阻滞了立法体系化进程。应当从“人工智能的应然法律概念”“人工智能法律规范的属性”“人工智能立法的理念欲求”三个层次设置“滤网”,在区分“狭义的人工智能立法”和“广义的人工智能领域立法”的基础上锚定人工智能立法范畴。针对当前人工智能立法“碎片化”的现象,应当坚持以“事物本质”理念检视问题,在法律体系化方法中嵌入“系统—控制论”原理来规整领域立法素材。在此基础上,应当在“法律”层级适时制定一部兼具框架性和包容性的“人工智能法”,以“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为融贯立法体系的价值基础,以“平衡公平与效率”和“平衡安全与创新”为两大基本原则。此外,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研发—生产—服务—使用”节点为横轴,以“具体风险控制”和“抽象权利保护”两种控制模式为纵轴,可以纵横交错编织出八个具有规范生成功能的法律关系定型“区间”,由此形成构筑人工智能立法制度谱系的基本线索。

教育法典背景下“教育法律主体”的体系化

教育法典所追求的体系化,应当由体现规范秩序的外部体系与践行价值理念的内部体系共同构成。现有的教育法律主体制度采取的是罗列式结构,这一结构存在缺乏逻辑融贯性、较难覆盖完整、难以彰显法典原则与价值、易使主体定位不清等缺陷,未能达到教育法典体系化的要求。教育法律主体制度应采用层级式结构代替罗列式结构,类型化与概念化思维可以成为建立层级式结构体系的方法论。层级式教育法律主体制度的初步构想为:以受教育者、教育工作参与者、开展教育活动的组织、教育行政机关为抽象主体层级,分别统领包含学生、其他受教育者、未成年受教育者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其他教育工作者、学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教育中介组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具体主体层级。

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内涵、问题与路径

[目的/意义]旨在讨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内涵、问题与路径。[方法/过程]通过对比分析“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相关概念,梳理体系化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之路径。[结果/结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具有主体特定性、程序法定性、目的导向性和过程持续性的特点,在主体职责、具体目标、实践方向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应构建“主体赋责—细化目标—回归实践”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路径。

网络犯罪形态的碎片化与刑事治理的体系化研究

网络犯罪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碎片化特征。传统刑法理论的不适应性、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分离造成网络犯罪治理体系碎片化。整合不同领域中的零散内容,形成体系化、结构化的知识,才能有效应对网络犯罪问题。网络犯罪治理的体系化是对刑法结构和功能进行重构,将打击网络犯罪纳入统一刑罚体系中,使各领域中的零散知识得到整合,以应对多元化、复杂化的网络犯罪问题。具体包括:在实践中应明确司法机关之间、司法者与立法者之间建立顺畅衔接机制,以利于应对多元化、复杂化的网络犯罪问题;增设新罪名以加强对新型互联网问题的规制;针对虚拟财产和数据信息等新型网络类型进行刑法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