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体系地位

违法性认识错误在犯罪论中的体系地位随着古典犯罪论、新古典犯罪论、目的论的犯罪论理论的变迁而导致了故意说、违法性认识可能说和责任说的分歧，笔者认为责任说是合理的。

论故意的体系地位

故意是违法要素还是责任要素,抑或既是违法要素又是责任要素,是国内外刑法学界激烈争论的问题。将故意理解为违反规范的意思进而将其作为违法要素的观点,并不符合故意的基本内容;将故意作为违法要素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不管是采用三阶层体系还是采用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理论,将故意作为违法要素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将故意作为违法要素不利于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即使认为行为意志可能提升行为的危险性,也不能将行为意志与故意的意志因素相等同,不应将故意的意志因素作为违法要素。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中非合作:地位、现状及挑战和对策

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级,非洲在总体上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而中国处于国际体系的上过渡区。中非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从国际体系层次而言,这些合作还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也面临一些挑战,中国应将中非合作纳入现存国际体系内,从五个方面着手应对这些挑战。

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体系性诠释

明确违法性认识错误究竟影响故意还是责任的成立,是解决归贵问题的必要前提。要明晰违法性认识与故意的关系,应在故意论中厘清故意概念的功能和体系性地位。在不法和责任的二元判断视角下,故意是专属于构成要件阶层的不法要素,因而违法性认识属于责任故意的组成部分无从谈起。构成要件故意的认识内容是行为经过未偏离的因果流程发展后能够引起法益侵害这一系列征表行为违法性的基础事实,不包括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就违法性认识与责任的关系而言,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与规范责任论天然相合,在不属于故意要素的情况下,应当具有参与规制贵任的机能。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将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作为责任要素,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兼顾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价值的折衷解决方案。因此,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责任要素,使违法性认识错误作用于责任之上的观点宜为可取。

论期待可能性在刑法中的表达与体系性地位——对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另一种解读

期待可能性的精神内核是"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这并非大陆法系所特有,我国刑法遵循并体现这一价值理念。要解答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中的表达和体系性地位的问题,需要选择性引进域外理论。期待可能性是一种出罪评价机制,属于超法规事由,它在我国刑法中的表达和体系性地位不能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得到求解,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且危害不大"包含了对期待可能性的表述,期待可能性是与犯罪构成体系并行的犯罪论中的内容。

被迫行为的性质及其体系性地位——一个批判性分析

被迫行为依其法律后果不同可分为三类:无责性被迫行为、免责性被迫行为和减责性被迫行为。其中无责性被迫行为因不是刑法中的行为,无所谓正当与宽恕;免责性被迫行为是可宽恕事由;减责性被迫行为是部分可宽恕事由。我国刑法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却将免责性被迫行为作为紧急避险的一种亚类型,视为正当化行为。但免责性被迫行为与紧急避险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排除罪责事由,用紧急避险的原理处理免责性被迫行为,会不当地缩小免责性被迫行为的范围。因此,应将免责性被迫行为从紧急避险中独立出来,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阻却责任事由。

附条件逮捕的体系性地位新论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基于实践需要,经过试点推广并上升到规范层次的一项创新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界和实务界对附条件逮捕颇有争论,理论分析的停滞与实践需要的扩张之间的极大落差,凸显了对附条件逮捕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的需要。该文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进行了从前提到条件的层次性剖析,探讨了其与一般逮捕的关系,并试图以概念和体系两个维度来搭建附条件逮捕在法律上的体系性地位。

故意是主观违法要素吗?——主观违法要素论的谱系学考察

“故意是否属于主观违法要素”是主观违法要素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对于此问题,结果无价值论内部发展出三种观点。平野龙一旨在实现刑法的功能化,其肯定未遂犯故意属于主观违法要素。中山研一强调刑法对人权的保障,否认所有的主观违法要素。内田文昭坚持传统的客观违法性论,同样否定所有的主观违法要素。因为全面否定主观违法要素并不一定有利于保障人权,所以中山说受到诸多批判。因为固执地坚守客观违法性论,所以内田说也逐渐退出学术舞台。平野说则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与发展。如今,面向实务的日本刑法理论已经不再关心“故意是否属于主观违法要素”这一体系定位问题,而是更关心“如何才能准确认定法益侵害性”这一实务问题。重视问题性思考也是平野说能够发展至今的原因之一。在问题式思考的光芒下,“某某要素是否属于主观违法要素”这种讨论模式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论同意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

关于被害人同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刑法学界历来有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争论,在一元论中又存在构成要件阻却事由说、违法阻却事由说、规范取消事由说等理论。二元论所提出的区分标准与体系化差异不具有可行性,违法阻却事由说忽视了构成要件限缩刑法范围的功能,规范取消事由说无法解决体系性地位问题。最佳方案是基于自由主义法益观,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化解释采取构成要件阻却事由说,既能发挥构成要件限缩刑法范围的功能,也与实践中做法相贴合。

正当化事由基本问题探讨

正当化事由是指刑法中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因而是否定层面的定罪,在犯罪论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关于正当化事由的探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呈现了林林总总的学术观点,但是国内学者却鲜有涉足,很多观点在理论中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中,更大的包容性决定了正当化事由的理论根基应当在于社会的相当性,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同时,针对正当化事由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密切关系,应当将正当化事由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并与客观要件同时进行考察,以实现程序和实体的正义。

被害人承诺三题

被害人承诺是一种超法规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中应该将其定位于犯罪客体要件之中;基于被害人承诺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刑法的保护法益机能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的实现在此主要表现为对个人自己决定权的尊重;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为具有承诺能力的被害人在侵害法益行为发生时就个人能够处分的法益作出明确的承诺以排除侵害法益行为的犯罪性。

四要件犯罪构成的结构性缺失及其颠覆——从正当行为切入的学术史考察

对于我国目前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应当加以推倒重构,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从正当行为的体系性地位出发,采用学术史的考察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中地位之阙如,使得极度宣称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犯罪构成实际上具有形式化的特征,这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的结构性缺失。正是这一结构性缺失决定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不可避免地被颠覆的最终命运,本文只不过是"发现"并从逻辑上论证了这一客观事实。

期待可能性的体系性地位--以罪责构造的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期待可能性的体系性地位是期待可能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责任的规范构造,甚至犯罪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本文以德日刑法学为背景,讨论了期待可能性的产生过程,由此考察随着期待可能性的出现而发生的罪责的内容变化,以及责任与构成要件之间逻辑关系的变动。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是规范评价要素,它和故意、过失等心理性要素是有所不同的。在司法活动中,心理性的事实判断应当先于评价性的规范判断。但在罪责要件的构造当中,期待可能性是作为积极的归责要素还是作为消极的责任阻却事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基于思想上的经济性和诉讼上的便利性的考量,本文认为,将期待不可能作为罪责排除事由是合适的。

论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重构

1997年刑法修订时并未明确规定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随后司法解释对该罪中的"情节严重"设定了一系列标准。由于"情节严重"在四要件下犯罪论体系地位不明确,司法解释采用了混合认定模式致使其认定标准设计不合理。这导致实践中预防刑要素和责任刑要素功能异化、责任刑要素与预防刑要素混同化、司法实践认定标准机械化、罪的界限模糊化等问题。"情节严重"不仅是犯罪构成要件,而且是违法构成要件要素。基于此地位,在对"情节严重"认定标准进行重构时应将主观要素、预防刑要素、恶劣社会影响要素剔除,同时增加商品流通与否、市场失序的原因、对象受害程度、行为性质边界等要素。

论犯罪故意在三阶层体系中的地位

在引入三阶层体系的背景之下,学界对我国《刑法》第14条中犯罪故意的体系性地位产生了诸多争议。在犯罪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不法的主观化和罪责的客观化、规范化,心理性故意确立了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地位,而罪责故意与违法性认识(不法意识)则留在罪责层面,成为罪责的核心要素。无论是以不法论的基础还是从我国实定法的角度来看,心理性故意均应归属于构成要件而非罪责;在承认故意的双重地位的前提下,对容许性构成要件错误采取"法律效果转用的罪责理论"是迄今为止最为妥当的见解;关于故意与违法性认识(不法意识)的关系,我国《刑法》采取的是罪责理论而非故意理论。在三阶层体系之下,我国《刑法》第14条的犯罪故意应当区分心理性故意、罪责故意与违法性认识(不法意识),其中,心理性故意应当归属于构成要件,而罪责故意与违法性认识(不法意识)则归属于罪责。

论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

利益要件是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构成中独具特色的规定。从与德日立法的比较来看,我国刑法中的利益要件扮演着德日刑法中职务要件的职能,是反映权钱交易本质的核心要件,但以利益要件替代职务要件的规定方式使我国刑法偏离了通过行为模式本身反映犯罪本质的轨道,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和犯罪构成的解释颇费周折。利益要件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平衡性,表现为利益要件的设置造成了贿赂犯罪对合性的严重失衡,无法对贿赂犯罪实现标本兼治。利益要件的不正当性,即谋取行为作为客观方面内容本身所反映出的权钱交易特征和利益要件中利益的不正当属性。

论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与归责

本文通过司法实践中的两个判例,引出共犯脱离的问题,并对共犯脱离的发生阶段、体系地位、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的关系、共犯脱离的判断基准以及脱离者的责任认定进行了论述。共犯脱离是共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应与共犯中止区别开来,在我国刑法中应赋予其独立的体系地位。只要存在共犯关系,就有共犯关系脱离的空间,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既遂之前的状态。关于脱离者的责任,其对后续行为和结果自然不需负责,只针对脱离前的行为单独评价,就不同的阶段,负担不同的责任。

期待可能性理论基本问题研究综述

作为刑法学中规范责任论的核心概念,期待可能性理论最通俗的表述即法不强人所难。自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以来,围绕期待可能性的基本概念、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相关判断标准、超法规适用等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

容许构成要件错误在司法实务中的解决路径

容许构成要件错误是对正当化事由前提的误认,典型模型为偶然防卫与假想防卫。我国司法实务对假想防卫的解决主要存在主观罪过考察不清、正当化事由前提认识错误的定位不准、防卫意识不在定罪范围内等问题。本文提出,将正当化事由前提的认识纳入故意认识中,防卫意识作为定罪要素来看待才是解决假想防卫的最佳方案。

附条件逮捕的体系性地位新论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基于实践需要,经过试点推广并上升到规范层次的一项创新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界和实务界对附条件逮捕颇有争论,理论分析的停滞与实践需要的扩张之间的极大落差,凸显了对附条件逮捕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的需要。因此,要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进行从前提到条件的层次性剖析,进而探讨其与一般逮捕的关系,以概念和体系两个维度来搭建附条件逮捕在法律上的体系性地位。